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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2001年1月5日 10: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仁文

随着以加强人权保障为重要内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外法学界关注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文化大革命”，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40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主要有：

（一）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⒄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3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⒅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唯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可奈何。⒆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感化教育被劳动教养的人员。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作法，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有关文件，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即使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21)

（二）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3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22)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23)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24)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25)退一步来讲，如果说对于《决定》和《补充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还有争议的余地的话，(26)那么对于《试行办法》不属于法律则是毫无疑义的，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行政法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部门规章）。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27)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

我国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28)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29)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30)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总之，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

李伟迪


【内容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举证责任 推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黑洞
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 但是检察机关很难侦破此类案件。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一个证实，一个证反，因此，不能确证待证事实。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能否从其他途径取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一般不能。第一，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在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解释；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第三，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便利，由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空间,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留下的证据相对比较少。第四，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第五，受贿犯罪是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于利益共同体，亲属只承认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不会承认将收受情况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罪无罪的的关键证据，并且亲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成为一个黑洞。

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证明
（一）受贿推定的立法经验
唐律规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官吏是否知情,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受贿推定立法技术相当成熟。
二十世纪初,正是我们抛弃亲属受贿推定规则时,英国人正为自己发现了受贿推定规则而欣喜不已;今天的中国法学家发现,原来唐律第146条与1916年英国防止贿赂法第2条异曲同工：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只要起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接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就默认为受贿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证据。此后被新加坡等多数原英联邦国家及属地采用。纵观以上国家和地区贿赂推定的立法背景,一般处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腾飞即将开始的历史性时刻。谁也不能否认,受贿推定在这些国家反贪法律中的核心地位, 也不能否认成功的反贪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我国现阶段,也基本属于这一历史性时刻。正是这些成功实践,使联合国采纳贿赂推定作为反贪贿的实际措施加以规定和推行。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受贿推定条款，但吸收了推定精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此五罪分列在刑法第八、六、四章,分布较广，此五罪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基础,推定犯罪事实或犯罪故意的存在。
我国现行受贿案中，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案占81～90％， 亲属插手而形成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近100％。从统计学原理看,这一概率应该能反映事物的基本趋势。当然并不是说,推定允许出现0.01％的错案率,因为这部份人可以通过反证排除推定的成立，因此亲属共同受贿推定有它的科学基础。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的设计
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指工作人员或者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推定的犯罪形态仅限于既遂。
（三）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向法庭证明的事实
其一，亲属、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姓名及其背景资料；请托人送交贿赂的时间、地点、方式，贿赂的种类、形状、金额、处理、去向的证明。其二，请托人向亲属明确提出请求事项的证据；工作人员指示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的证据；第三人告知亲属贿赂性质的证据；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是否属于惯例的证据；亲属向请托人承诺的证据；亲属要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证据。其三，亲属明确表示愿意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事实上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以所有权人的方式处理贿赂的证据，如消费、存贷、投资、出借、转赠、捐献等。其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请托人达成谋利意向的证据；在公务决策过程中，工作人员支持请托人利益的证据，如向主管领导代为请求的证据，交待下属为请托人办理有相关事项的证据，决策会议中表达意见的证据，向请托人透露不该透露的信息的证据等；相关文件中签署意见的证据；决策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或相关内部规定的证据；请托人获得相关利益的证据；谋利行为给他人、集体或国家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的证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与亲属取得贿赂因果关系的表面证据，即二者之间从一般常识来看有其关联性——时间相距不远、金额大体相当。其五，检察机关取证程序合法的证据。检察机关对自己提出的证据需要的合法有声明义务。如果认为检察机关取证非法，则应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六，关于被告人反驳是否成立的证明。从逻辑上证明反驳证据与基础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证明反驳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证明反驳证据不存在；证明反驳证据来源非法；证明反驳证据证明效力欠缺。其七，关于诉讼意见的证明。如果检察机关根据基础事实的证据和否定反驳事实的证据，向法庭提出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公诉意见，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基础事实不可动摇；推定事实没有受到实质性和整体性反驳，所谓实质性反驳，即证明了推定事实的某个环节不存在，所谓整体性反驳，即反驳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作为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总体要求，单个证据和证据链条都必须建立在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基础上，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但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基础证据。作为例外，如果在某个非主要事实环节上，没有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但有多个间接证据或传来证据证明，可以根据补强证据规则， 认定与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同等的证明效力。
（四）被告人的举证责任
如果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主张自己无罪或罪轻，则必须向法庭提出以下证据：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的证据；基础事实不存在的证据；检察机关取证非法的证据。
其一，对基础事实的反驳。亲属可以证明，没有收到请托人财物的证据，如果请托人是通过第三人或邮寄等间接形式向亲属送交财物，可以自己通过与请托人或代理人质证或邮寄业务单位的证言，证明自己没有收到财物。或者证明自己没有接受请托人财物，在承认请托人确实曾送来财物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坚决不收、让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当即就带回了财物，或者当时无法拒绝或抵制请托人或其代理人的送交行为，对方把财物放下就走了，后来自己想方设法退还了财物，并愿意与请托人或其代理人质证，如果是通过第三人退回财物，可以请第三人作证，如果是通过邮局或银行退回的，可以提交收据、回执或承办机构的业务记录，如电子记录、业务记录存根等。或者在无法或不便退回请托人时，把财物交给了纪检机关、公安机关、法院或其他机关，自己没有占有财物，有相关收据、回执证明。亲属可以证明自己虽然曾长期占有请托人财物，自己并没有接受的故意，长期没退回有客观原因，如当时没有联系上请托人，或虽然联系上了，请托人没有来取；或者曾经将财物送回了请托人，但请托人后来又将财物送了回来，可以质证；或者自己当时确因事务较多，没有及时处理，但日后又忘记了，有公司领导或第三人的证言；或者自己出国了，没有来得及处理请托人财物，委托第三人退回，因第三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及时退回，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人情往来，因为自己曾经利用本人的个人便利为送礼人办了事，如为送礼人翻译了文件等，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般往来，如生日礼物，自己也给对方或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送了相应礼物，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家庭财物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合法报酬，因为自己是请托人的雇员，其他相同资历的人也享有同样待遇，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公司财务支出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正当的投资收入，如合伙、合股等，有企业章程、出资证明为证据。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了他人财物，但确实不知是贿赂，送礼人当时对自己说，这笔财物是作为自己亲属——工作人员的老朋友送的礼物，并且保证不会请求老朋友为自己谋利，绝对不是行贿，因金额不是很大，对方又很富有，所以相信对方而收下了礼物，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工作人员曾告知自己，是其老友来访，要自己好好接待，老友送来了礼物，就收下了，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一般的借贷行为，有借贷协议或合同，并且自己履行了相应协议或合同，有相关书证证明，并可以与出借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虽然知道请托人行贿，所送财物是贿赂，但自己没有占有贿赂的意思，把贿赂以请托人的名义，转赠或捐献给了第三人，有书证或证言证明。
工作人员可以证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在请托人与本单位的公务关系中，完全是按规定办事，在同一公务上，对待类似的人是相同的态度、程序和标准，有办公记录、会议记录、财务记录、同事证言和其他公务相对人的证言证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可以证明，检察机关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如有威逼利诱行为；或者证据证明力欠缺，如某个事实只有单一证据，或者不是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反驳无效：没有反驳，或称“消极反驳”；不等价交换掩盖下的权钱交易反驳无效；以接受财物没有给他人、集体或国家造成损失甚至增加了利益为由的反驳无效；以没有动用贿赂物为由的反驳无效；以不知礼物实际价值为由的反驳无效，因为凭常识，请托人为谋取较大利益，不可能只送十几元的礼物，况且凭常识，一般能识别出礼物的价值。
其二，对推定事实反驳。亲属可以证明，自己接受人了他人财物，虽然自己财迷心窍，但是不敢把敢把情况告知自己的亲属——工作人员，怕连累工作人员，就独自处理了该财物，一直没有告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一直不知道此笔财物，该财物放在自己的“小金库”里，有家庭财务记录和财物现状证明。或者自己接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也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但遭到了工作人员的严辞斥责，要求自己立即退回财物，自己表面答应立即退回，但事后没有实际去做，工作人员追问此事时，自己谎称已经退回了财物，因此工作人员与自己接受财物没有实际关系，可以与工作人员和请托人质证，或以家庭财物记录证明。或者自己在知道请托人有求于工作人员时，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也得到了财物，但自己是打着工作人员旗号骗取财物，并没有真正想告诉工作人员并与之共同受贿，也没有把自己索取财物的行为告知工作人员，请托人后来办成了事情，与自己索取财物无关，可以家庭财产记录或工作人员办事过程作为间接证据证明。
工作人员可以证明，自己对亲属接受或索取请托人财物的行为确实不清楚，自己不在现场，请托人没有告诉自己，亲属也没有告诉自己，也没有受贿惯例，可以质证；或者从亲属取得请托人财物起，到请托人与自己所在单位形成公务关系止的期间里，自己没有与亲属进行任何联系，既没有回家也没有通过电话，亲属也没有来过，有值班记录、电话清单和同事证言证明。或者请托人虽然告诉了自己送给亲属礼物的情况，但当时自己坚决拒绝，严辞批评，要求请托人将财物取回后再来办事，请托人后来谎称取回了财物，自己才按正常程序为请托人办理相关事务；或者虽然亲属告诉了自己接受请托人财物的事实，但自己坚决不同意，要求亲属退回财物，并事后追问此事，亲属谎称已经退回财物，确实不知道亲属撒谎，可以质证，或以第三人证言证明。或者自己确实知道亲属接受了他人财物，自己也按程序为请托人办理了相关事务，但是一直认为亲属与请托人之间的行为是人情往来，有请托人与亲属之间的历史惯例或第三人证言证明。或者自己一贯严于律已，清政廉洁，从来没有腐败的不良记录，有单位同事和领导及群众的证言证明。当然此证明一般只有在单一指控事实且金额不大的案件中，才有说服力。
（五）推定的效果
被告人对推定的整体反驳，司法实践中肯定会出现这样六种情况：第一，被告人的反驳没有证明力，推定发生终局效力，认定被告人有罪。第二，被告人的反驳证明基础事实不存在，从而证明推定事实不符合推定要求，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第三，被告人的反驳证据使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推定无效，被告人无罪。第四，被告人的反驳证据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推定不成立，被告人无罪。第五，被告人的反驳证据使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第六，被告人对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都提出了反驳，反驳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明有力，既证明基础事实不存在，也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
综合以上分析，应该由检察机关承担基础事实存在和反驳证据不存在或证明力欠缺的举证责任，被告人承担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对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坚持疑罪从无，这与一般的推定的法律效果有明显的差别。站在被告人的立场，只要被告人的反驳使指控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应该认定反驳有效，推定不发生终局效力。当然使推定遭到彻底反驳，共同受贿故意不存在的主张的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成为被告人追求的目标。
三、共同受贿故意推定证明的价值分析
受贿故意推定将进一步强化诉讼价值。第一，有利于刑法实体正义的实现。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检察机关无法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之间的共同受贿故意，反贿的法律不仅不是反贿的杀手锏，反而成了受贿的护身符，不仅不是受贿行为的警示牌，反而成为受贿犯罪的诱饵。受贿犯罪的黑数达99％，这能说实现了实体的法律正义吗？能证明诉讼的高效吗？是否起到了法律的预防功能？正是为了解决这系列问题，笔者主张引进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为有效地打击和遏止受贿犯罪，为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有其独立的价值，但必须服从于实体正义，这是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正是因为程序的障碍，上述问题变得无解，笔者通过修订举证责任分配的方法，部份地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从而化解了程序障碍，实现了程序正义：不能让无法举证的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一方当事人被认为具有一种获取信息的特别条件，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同时通过推定，可以缩短“双规”时间或取消“双规”，“双规”实际履行了侦查职能，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化解了检察机关侦查期限的限制，但是从法律角度看，“双规”没有法律依据，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显然党的机关不能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任何规定，“双规”不符合程序法规定；这就产生了办案需要与程序法律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是用推定来引导受贿人的举证责任，既实现了实体正义，也实现了程序正义。
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贝卡里亚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1976年英国法院受理民刑案件总数为10，281，563件，1975年美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为11，256，600件 ；而我国1992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总数共为336万件， 仅相当于英国的1／3和美国刑事案件的1／4。美国只有28，000名州法官、1083名联邦行政法官、700名联邦法官，共29，783人。 我国法官20余万，而尚感人手不够，表明我国的诉讼效率还有待提高；当然并不是说，诉讼效率不高是司法的问题，立法在这里是主要问题。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是廉洁的，进入诉讼程序的初期，心理上非常痛苦和烦燥，行动上拒不配合，不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性。如果法律规定其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律的指引下，就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从而更快地弄清事实真相，避免正义的迟到 。如果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不能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审查结论是存疑不起诉，这个结论不利于恢复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评价。如果由国家工作人员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过程就是一个宣传自己廉洁的过程，审查结论是明确的、无罪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联系着家庭、单位和工作，案件久拖不决，势必引起局部性关系的动荡不安，办案速度的提高，就是重建秩序的速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案例评析》，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刘生荣等：《共同受贿罪过的推定研究》，《检察日报》2000年12月6日。梁根林：《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参见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13页。又见张穹:《中国十大公诉名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3页。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法学》2003年第6期。
参见拙著:《唐律疏义与现行刑法:血缘视角的比较》,《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又见赵虎等：《贿赂行为推定的证据适用规则之再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最高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国际预防腐败犯罪法律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梁国庆：《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邹志宏：《受贿案的司法调查》，《上海检察调研》2001年第2期。焦友龙:《受贿靠夫妻 贪官背后多少‘贪内助’》，《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4日。

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参见拙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特殊性》，《中国刑事法杂志》03年第3期。
迈克尔.Ｄ.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龚样瑞等：《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