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1998年11月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8年11月4日
第一条 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
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
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
、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
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
，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第四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
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
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
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
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
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
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
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
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
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
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第七条 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教育
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
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
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
人组成。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
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根据情况，可以给予适
当补贴。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
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
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
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
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二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二
十日以前公布。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
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
产生。
第十四条 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
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
选举村民委员会，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选
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
得当选。
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的方法，选举结果应
当当场公布。选举时，设立秘密写票处。
具体选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五条 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
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
，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
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
、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十六条 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
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
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
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
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
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
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必要的时候，可以邀
请驻在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村民
会议。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
员会成员的工作。
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
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
第十九条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
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
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
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
（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
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
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
权利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
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
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
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
第二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
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
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
（一）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
项及其实施情况；
（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
（三）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
（四）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
遍关心的其他事项。
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
的查询。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
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
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
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
民服务。
第二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
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
，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
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
委员会的成员。人口少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委
员会，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人民调解、治安保卫、
公共卫生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
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驻在农村的机关、团体、部队、全民所
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不参加村民委员会组织，不属
于村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人员可以不参加村民委员会组
织。但是，他们都应当遵守有关村规民约。所在地的村民
委员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和处理同这些单位有
关的问题，应当与他们协商解决。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
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第二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
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