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2008年11月28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08年11月28日公布 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第三条 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第七条 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协调、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乡镇文化站、文物保护管理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应当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应当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文物保护事业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第九条 利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开辟参观旅游场所，其门票收入应当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全部用于文物保护，其中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并享有劝止、检举和控告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权利。
第十二条 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十三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和核定公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其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向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前，应当先征得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名称、类别、年代、位置、范围等予以登记并公布，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第十四条 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拟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方案；
（二）已作出标志说明；
（三）已建立记录档案；
（四）已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自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可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分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应当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等部门组织评审并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经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七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相协调；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的，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与使用者或者管理者签订保护协议，并报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管理不可移动文物，必须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进行装饰、装修。
第十九条 利用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得从事可能危及文物安全及破坏文物历史风貌的活动。
第二十条 严格控制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确需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或者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拍摄单位或者举办者应当征得文物管理人同意，提出拍摄方案或者活动计划，制定文物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并按相关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以及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管理人应当将所得收益用于文物保护。
第二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非国有文物所有人将文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所有权、使用权移交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文物，其修缮、修复、保养和管理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
第二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存放危害文物安全的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危险物品；
（二）擅自从事采石、采矿、取土；
（三）违法排放污水、废气和其他污染物；
（四）其他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建设单位应当做好资料记录并报原登记的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迁移异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迁移前制定保护方案，落实复建期限、地址和经费，报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工程竣工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第二十四条 需要变更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国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变更管理体制或者隶属关系的，应当报告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不可移动文物严重损毁、灭失，丧失保护价值的，应当予以撤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经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原登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撤销。
撤销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由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第二十六条 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水下文物遗存，由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水下文物保护区，并予以公布。
在水下文物保护区内不得从事危及文物安全的捕捞、爆破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下文物或者疑似水下文物时，应当维持现场完整，并立即报告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八条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文物勘查工作的管理。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历史沿革及地下文物分布状况，经组织勘查核实后，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报省、市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办理相关批准手续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告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征集文物或者受赠文物必须经过鉴定确认。
征集或者受赠的文物拟确定为珍贵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拟确定为一般文物的，由文物收藏单位组织专家鉴定确认。
第三十一条 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技术防范条件，依法签订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并按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者批准。
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应当包括借用馆藏文物藏品的名称、等级、借用期限、无偿或者有偿方式、保护责任等内容。
第三十二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商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文物违法经营行为。
第三十三条 涉案文物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有鉴定条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三名以上专家鉴定。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海关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及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应在结案后及时无偿移交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博物馆收藏保管。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并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辖区内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防范预案并组织落实,建立定期检查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消除文物安全事故隐患。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包括: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被盗、人为破坏、火灾、倒塌的;
（二）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严重被盗、大范围人为破坏、重大火灾、大面积倒塌的;
（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考古工地发生一级文物或者两件以上二级文物或者五件以上三级文物或者十五件以上一般文物损坏或者被盗的;
（四）未经国家或者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法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或者虽经批准但不按规定程序发掘,对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造成重大破坏或者大量文物流失的;
（五）工程建设前未按规定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后不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致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或者文物被哄抢、私分、藏匿,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
（六）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严重毁损的；
（七）擅自修缮、装饰、装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后果严重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第三十六条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后，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事故现场，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并立即向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抢救工作。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装饰、装修，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而擅自施工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道德之剑的熔铸
——也谈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内容提要]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于当代中国法治是一种必要的尝试，对此认识的不同也将意味着不同的走向。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了谨防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两种危险倾向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危险倾向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那就是它们都忽略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体系构筑进程中的自觉性和能动作用。
[关键词]职业道德 道德强制 道德教育泛化
在展开本文之初，首先有必要就“道德”这一语词给出个大致明确的定义：所谓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⑴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对道德的起源、形成、表现形态等方面尚存有诸多争议，但大家基本能够认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⑵。也就是说，道德区别于法律、党纪政纪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依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来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
在转型的时期的中国，由于旧的社会规范机制正处于变动不居的整合过程中，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忧虑也日渐深重。而市场经济的兴起更强化了全社会对诚信等道德规范的呼吁。因而，近几年来，各行各业在各自职业道德的构筑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同时也因应法官职业特质不断突显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以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该准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借鉴和模仿，而殊少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吸收，但其间昭示的先进司法理念，及其构画出的中国未来法官的大致风范，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一时间也引起了媒体的好评如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整顿清理法官队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的制度性功能⑶。
但在笔者看来，《准则》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仅在于：概括和宣示既有的优秀道德品格，引领法官职业道德的发展方向，促进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认知和统一——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教化”而非“强制”——其理由就在于本文文首关于道德调整方式的认识。而当前一些关于《准则》的评论和赞誉以及热望，却体现出了关于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的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这些倾向之一就是把法官职业道德混同于法官执业纪律，并试图以法律的或者有关组织的惩戒措施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我将其归纳为道德强制的倾向。其二就是单纯强调和依赖道德教育，忽略相关物质、体制、文化等方面配套措施的作用，这里我将它归纳为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
以下分析之。
一、防止道德强制。
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道德强制”而不是使用语法上更为精确的“道德强制化”，是为了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量存在着的道德法律化现象相区别。必须认识到，那些经由法定程序被赋予强制拘束力的道德规范，它所体现出的已经是法律的或者制度的属性，而不全甚而不主要是道德的力量。因此，无论从形式上抑或从内容上它都已是法律。显然，在就道德与法律的上述分野达成共识后，我们将把一些“执业纪律”、“职业守则”，排除出本文所讨论的职业道德的范围。
在网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近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制定了《干警业外活动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五条并规定“本规范由院政工科负责检查落实”⑷。而福建泉州市丰泽法院同一时期也出台了《五个不得》规范，并在其中相应制订了一些诸如“黄牌警告”、“给予严厉纪律处分”的处罚措施。⑸这两个规范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是根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有关要求制订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赋予规定的是组织保障，后者所仰仗的却是制度方面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无意于就上述这两个规范内容的妥当性提出质疑，而制订相关纪律条例以管理队伍的作法似亦无可厚非。但是，从行文看来，两个规范显然都具有贯彻实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初衷。也就是说，正如一种观点认为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在实施上还欠缺一些刚性。“《准则》具体规定了法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对“不能做”没有制订具体的惩戒措施……这是《准则》的不足”⑹，因而，“为增强《准则》的可操作性，便有必要制定相关惩戒措施”。而在笔者以为，正是这种认识和作法反映出了某种道德强制的危险倾向——如果说它还没有真正犯下道德强制之错误的话。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毕竟不同于《行为准则》，虽然其间的很多内容在笔者看来可以且有必要以《行为准则》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拘束力。但它同样还有部分内容是着重于内在调整的，无法加以外化或者量化。况且既冠之以“职业道德”之名，就应当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中发挥作用。否则有“名不正而言不顺”之嫌。此外，《准则》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从法理上讲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如果将《准则》中的规定作为对法官实施惩戒的依据，则会同《法官法》第八条第（三）项之“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规定相抵触，从而导致《准则》本身无效的后果。显然，这在逻辑上亦不足以自洽。
从本质上看，道德是把善的意志作为其要求对象的，它所倡导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在道德所由立足之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界定了是非善恶而外，却并没有取消人们选择恶的自由，于是善的内心在这种自由的选择中得以彰显。而如果走向道德强制，实质就是以强制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由此将导致道德本身流于形式而与行为人内心意志相脱节，并有可能带来普遍虚伪的产生。故而，“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⑺
当然笔者并非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道德法律化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竟合的现象视而不见。如前所述，甚至《准则》中亦有许多规定对于法官从业行为是起码的，因而有必要依法定程序使之法律化或制度化。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毕竟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与礼、法历史上就纠缠不清的国度里，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法官比之其他一些地域的同行们本就背负了过多法律之外的承载（例如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序上丧失了其应具的超然地位。那么，如果再加诸内容本就有些漫漶不清的道德强制，会不会使得法官们从此就更加如履薄冰呢？——毕竟，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综合工程，其主体之一就是法官，因此少不了法官的主观努力以至大胆创新——或者，会不会使得我们本就不甚坚强的法官职业保障和身份保障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呢？
当然，事实远未严重到这种地步，前景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对这样的可能性保留一点清醒的认识，这在笔者看来却并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二、防止道德教育泛化。
道德着重于对人内心信念的调整，因而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构筑一定道德体系最为基础性的手段。于是可能会有人认为，随着《准则》的颁布，只要以《准则》内容为纲要在法官群体中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依靠这种日积月累，一个良好的并能得到严格遵循的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将会是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持之以恒的观念灌输其效用不可轻视。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⑻。在这一意义上说，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而那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灌输，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让法官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观念是被最高法院所要求的。
那么，怎样保证法官们在自己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累积所得的职业道德观念契合于《准则》的要求（无疑，这是我们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重要目标）？甚至，怎样保证法官们在可能的选择中一体从善，从而将良好的职业道德追求化成自己的内在需要？以及，在不断变迁着的观念冲击下又如何保证法官们的清醒和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准则》在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超然性和智识素养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法文化背景。某些方面甚至同我们的现行制度实践有所不容。因此我们要移植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关于道德要求的条文，还应包括相关的理论体系，配套制度。比如，捍卫审判独立不仅应是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而更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刚性的职业保障制度使法官们有所倚仗。否则，漠视法官们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既不人道，也势将导致法官们产生对权力（而非权利）无条件的服从意识，并视之为当然的“道德”。比如，在一个习惯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动辄追问“立场何在”的环境中，法官们优先考虑的将是“立场问题”，“中立性”之缺位乃势所必然。再比如在一个业务经费、收入均与地方利益攸关的社区中，要想法官们有意识保持自己相对的超然地位恐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将法官混同于普通公务员实施管理，尤其是以行政化的思维指导审判工作，将极大弱化审判工作中应有的对法官智识的挑战，在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亦将无法提升法官的整体智识素养。——在对我们建国以来法治实践的种种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文化和制度实践上的种种背离之处，导致了我们的法官普遍的理念?
浜螅?耙档赖鹿勰钭呦蛭笄?Ｒ虼耍?谥贫冉ㄉ璺矫妫?颐巧行敫冻鼍薮蟮呐?Α２⑶遥??竦姆?梢馐妒俏颐枪怪?ü僦耙档赖绿逑档谋尘靶砸蛩兀?谡夥矫妫?鼻巴怀龅拿?芫褪钦?錾缁崛狈Χ苑ü僦耙堤刂实娜贤?妥鹬兀?识?惴旱亟?蟹ㄖ卫砟畹拇?ズ推裘梢嗳找嫦缘弥匾?４送猓?倒畚颐堑姆ü僮陨恚?芏嗳松腥狈Χ苑?烧?返睦斫猓???镜幕しㄊ姑?卸疾痪弑浮??庥稚婕暗搅朔ü僮ㄒ邓?嫉奶嵘??
可以说，单纯的道德教育甚至不能保证法官们职业道德观念的科学性。
其次，认识到“什么是道德要求的”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的行为，这里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将对良好道德的追求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在需要。毕竟，道德也只有在行为主体将其内在化时才真正生效。尤其在人们对法官职业提出了比之社会平均道德水平为高的要求之情形下⑼，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依笔者看来，有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其二是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
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将保证法官们精神上的自足，从而有力地抵御外界之影欤???岫ㄆ涠懒⒌募壑底非蟆２⑶沂沟梅ü倜遣辉阜牌?钟兄耙档募俣ǔ晌?赡?，于是与职业相联系的道德追求便成为从业的当然内容。更重要的是，高度的的职业尊荣感必将附带产生致力维护共同职业形象的内在动力，而这正与法官们应具的道德追求不谋而合。但是，职业尊荣感并不能凭空产生，它需要高于平均水平的且稳定的经济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需要庄重的办公环境，相对舒适、便利的办公条件，富有挑战的且能给人以成就感的工作内容，社会普遍的对他们职业群体的尊重（当然，这尊重不仅将源于他们手中的赫赫威权，更还将来自于对他们整体学识和能力的景仰，且这种景仰只能依赖严格的职业选任机制来保证）。
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在这里是指法官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一致。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同质性将促成从业人员价值观念的同一，从而极大的推动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同时，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所带来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大体相近，将使得对业内人员高下的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道德内容，共同的职业团体利益也使同行们更为注重对共同的职业形象的维护。并且，就道德而言，较之外界监督，“来自同事的否定评价才是毁灭性的”⑽
因此，单纯的道德教育同样不能保证良好的道德追求能够当然成为法官们的内在需要。
而法官职业道德在中立性等方面有着与公众道德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法官职业活动中的道德冲突。例如很多时候公众道德要求我们嫉恶如仇，而法官职业道德却强调对诉讼各方（包括刑事被告）的平等对待⑾。此外，移植于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很多时候将面临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且往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挑战因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的混淆而演化为对法官个人办案的道德责难，就会动摇法官们依法办案的信念。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对财富的获取视为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尺时，如何避免这些观念对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冲击亦是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样需要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特质的尊重和认同，甚至是一定情形下的宽容。同样需要物质、制度和文化诸方面综合的投入。
在上述对道德教育泛化之危险的简单论证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它与道德强制之间潜伏的联系。表面看来，二者是各自走向一个极端。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在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中，二者都忽略了法官作为其间主体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怀疑法官在其职业道德追求中的自觉性导致了道德强制，而正是漠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构建中的能动作用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泛化。
危险的根源既已凸现，避免危险的路途便不言自明。
三、对本文的检讨
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在时下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要在其间作出有价值的思考确已显得艰难。并且，对道德本身的思考势必要超越道德的境界以寻求新的价值坐标，这在冯友兰老先生看来，就须得深入到哲象的领域了，或许仅此还显得不够。于是在草就本文之际笔者一如从前地痛感到自己理论储备的贪乏。在这里我大胆提出了要避免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中的两个可能的错误倾向。相比之下，对道德强制的分析更深入，这方面由于有历史上的若干教训，相信大家会有更多体会。而对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涉及到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因而对此的展开也并不充分。当然，即使是常识有时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了，所以适当地提及亦有必要。最后关于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的认识根源，可说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但其引出却略显得突兀 ，这或是本文最重要的缺憾。
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是我们司法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其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到司法改革的成败。确然，《准则》为我们构画了一个科学的，令人鼓舞的蓝图，但即使有了各方面的投入和努力，这蓝图的实现仍须法官群体付出艰辛，甚至是巨大的牺牲，或许，由于路途的漫长，甚至大部分牺牲亦会显得寂寞。但那样的境界值得去努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⑿，笔者不但心向往之，亦深信这样的付出最终会有所回报。
注⑴：《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259
注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P15
注⑶：可参见http：//www.yxfq.com / rsbw /0194.htm
注⑷：见 http://www.hp.gov.cn/hpfy/gzzd/ ywgf.htm.
注⑸：见 http://www.qzweb.com.cn/gb/content/2001-12/26/content--368858.htm .
注⑹：《建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惩戒程序》 黄天优 人民法院报 2002年8月31日第3版。但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在《准则》中未规定惩戒措施，或正是出于避免道德强制的考虑？
注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P273
注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P133
注⑼：这一点从《准则》的内容上可以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