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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中的经济补偿金法律制度研究

党世强


序 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劳动关系也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劳动合同的订立和解除成了社会生活中频繁发生的现象。相应地，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的案件在劳动纠纷案件中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最常见的情形之一是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劳动法中的一项特色制度，一方面作为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劳动者权益的附随保障机制之一，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关于这一制度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诸多问题，《劳动合同法》虽然对《劳动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新的修正与完善，但不可否认有些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或是不足。同时对于经济补偿金性质的理解在理论界及其司法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中，笔者将以经济补偿金的性质探悉为起点，深入分析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力图更全面、更准确的对这一法律制度作出新的界定，并以此为前提和出发点，以全新的视角对现行《劳动合同法》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立法规定中存在的问题逐一做出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经济补偿金法律制度，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与建议，以期对经济补偿金这一法律制度走向完善有所助益。

一、经济补偿金的性质

　　经济补偿金，是指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的经济上的补助。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从对经济补偿金的不同称谓中便可以反映出来。在《劳动法》颁布实施以前经济补偿金又被称作“一次性安置费”或“生活补助费(补偿金)”。《劳动法》将其命名为“经济补偿”，此后我国法律法规一直沿用此名，学界则多称其为“经济补偿金”，也有学者称其为“辞退金”。②国外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他们称之为“失业补偿”或“解 雇 费”(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一般来讲，经济补偿金是在不可归责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时，尤其是经济性裁员时，或者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

　　（一）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性质争议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历来在学术界倍受争议，对此主要有三种学说——劳动贡献补偿说、违约金说及社会保障说。③下文将对其逐一展开论述。
　　1、劳动贡献补偿说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补偿金是对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劳动贡献积累的补偿，即“劳动贡献补偿说”。该学说认为，“经济补偿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用人单位已贡献的积累给予的物质补偿，是对劳动者过去劳动成果的肯定，因此经济补偿的数额当与在本单位的工龄挂钩，劳动部颁发的文件采用的就是这种学说。”④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后，劳动者的劳动内容和成果，不仅成为了当时公司业绩的一部分，而且为公司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基数是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即劳动者连续不断工作的时间，由此看来，劳动贡献补偿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该学说无法解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的贡献已经通过支付工资、奖金、分发福利、晋升职务等形式得到了补偿为何劳动合同终止时还要再次进行补偿，同时由于工资制度被公认为是对劳动者既付的劳动力和已取得劳动成果的事后补偿，将经济补偿金视为对过去劳动成果的补偿，无疑会使经济补偿金成为工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补偿金因此也会失去独立存在的理由。笔者认为，首先，若依“劳动贡献补偿说”，适用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只有一个，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积累曾做出过贡献，获取经济补偿金的机会和比例应该时均等的，而我国关于经济补偿金现行法律规定，无论是从《劳动部》中关于经济补偿金适用条件还是《劳动合同法》的经济补偿金给付条件来看，只有满足相应条件的劳动者才可以获得经济补偿金，即经济补偿金并不具有“普惠”性质。由此可见，劳动贡献补偿说与我国的现行立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确立劳动关系时所约定的工资报酬是根据供求现状、劳动者自身素质、企业经营状况及文化等因素确定的，是双方博弈后，在自主意思支配下进行“等价交换”的产物。若采纳劳动关系终止时给予“普惠”待遇的贡献补偿说，将导致利益调整的倾向性偏差过大，不仅不能达到实质公平的目的，且使用人单位的负担过重，不利于用人单位积累资金、发展壮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综合来看，将经济补偿金定位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中贡献积累补偿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2、违约金说
　　经济补偿金主要适用于用人单位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情形，这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认为就是用人单位违约，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经济补偿金在本质上就是法定违约金。“经济补偿金是一种法定违约金，是立法对用人单位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补救措施，立法应根据未履行的合同期限来确定违约金数额。”⑤经济补偿金是国家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强行干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合同的结果，目前我国劳动合同违约金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劳动者，极少有用人单位违约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违约金的现象，因此也使得人们把用人单位违约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当作法定违约金。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定违约金说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违约金计算标准应是劳动合同未履行的时间，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却主要是劳动合同已经履行的年限，何况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合同时并不能说是违约，用人单位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承认用人单位存在违约行为，也会由于损害赔偿责任本身是违约责任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对同一违约行为适用两种同一性质金钱之债的情形，无疑会违背“一行为不二罚”的公平处罚原则。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本来就是合法行为 ，若说是违约行为过于牵强 ，而合同到期终止就更谈不上是违约。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把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定位于违约金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3、社会保障说
　　有学者认为经济补偿金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劳动贡献积累补偿金、失业补偿金和其他特殊补偿金，既“社会保障说”。⑥该学说认为经济补偿金是基于宪法、劳动法对公民生存权保护的需要，国家要求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必须支付给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帮助劳动者度过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无来源的失业阶段，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者解除合同后，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前的过度期内，经济补偿金能够保障劳动者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
　　但是，社会保障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法律制度，应当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实现，经济补偿金与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诸如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在资金来源、发放条件、标准、功能等方面均有不同。失业保险金的发放需以失业这一事实的发生为前提条件，但劳动者完全有可能在解除合同后立即找到了新的工作，此时虽然劳动者不需要经济补偿金提供生活保障，但用人单位仍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些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往往以职工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从而引发纠纷。依《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关于“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对符合规定的劳动者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能因劳动者领取了失业救济金而拒付或克扣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机构也不得以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为由，停发或减发失业救济金”的规定可知，经济补偿金与失业保险金并行不悖。职工享受经济补偿金和享受失业保险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待遇，不能相互替代，用人单位不能因劳动者领取了失业保险金而拒付或克扣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能因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而停发或者减发失业保险金。再者，社会保障应具有广泛性、社会性、统一性，能覆盖全部劳动者，但依照法律只有部分劳动者能获得经济补偿金，与社会保障的性质明显不符。由此可见，经济补偿金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并不等于其性质就是社会保障金。

（二）经济补偿金性质的重新定位及对立法的意义
1、经济补偿金性质的重新定位
　　无论是劳动贡献补偿说，还是违约金说或社会保障说都不能圆满的解释经济补偿金的性质。笔者认为，经济补偿金是劳动法上一项极有特色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劳动法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原则和目的。经济补偿金应被视为是劳动法上特有的和独立的解约经济补偿形式。由于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涉及用人单位的经营和劳动者的就业，解除权的行使通常都伴随着风险的转移，用人单位依法行使解除权实质就是将经营风险的一部分转嫁成为劳动者的就业风险。从这个意思上说，支付经济补偿金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失业风险的分担，是在用人单位依法行使解除权的过程中由劳动立法课以用人单位的单方法定义务。对此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做深度分析：
　　第一、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义务的承担者，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用人单位在享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必然要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劳动者的失业风险，从而达到法律的实质公平。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花费时日去寻找新的工作，从而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基于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和目的出发，如果此时失业风险由劳动者一人承担，无异于雪上加霜，由此会增加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因素。因而从法律的实质公平理念出发，把这种风险分担由劳动者转移到用人单位身上，从而达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目的，这更为附合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
　　第二、经济补偿金是国家将部分社会义务转移给用人单位的结果。在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面临的失业风险不仅是劳动者的个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为满足劳动者在找到新的工作以前基本生活保障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支出，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这一社会义务。可见，经济补偿金是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在用人单位、劳动者个人之间的一种分担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支付经济补偿金是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失业风险的分担。
2、经济补偿金性质对立法的意义
　　任何法律条款的制定都要以一定的法律原则作为指导，而某一法律原则的提出首先要明确这一法律制度的性质，要以此为依托才能准确的把握这一法律原则，进而制定的法律条款才更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关于经济补偿金法律制度的立法规定同样应遵循这一规则。因而对经济补偿金的性质进行准确的定位对于分析经济补偿金现行立法规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经济补偿金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
　　劳动法上的“三金”是指适用于劳动合同关系中的违约金、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三种金钱交付形式虽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但三者的性质、功能、适用条件都不尽相同,需要予以澄清。笔者试图通过对三者之间的比较分析，使经济补偿金的性质更加清晰、明朗，以期对下文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有所启示与帮助。
　　1、“经济补偿金”与“经济赔偿金”的关系
　　因为《劳动法》及其配套规定中没有明确区分“赔偿”与“补偿”之间的差别而导致出现以经济补偿金代替经济赔偿金的混乱现象，《劳动法》第九十一条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一条的内容规定对此可佐证。事实上，经济赔偿金与经济补偿金之间有着不同的适用条件——赔偿适用于当事人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形，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不当解除劳动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时给付对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则正好相反，它适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无主观过错的情形，一般是在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支付的，这种解除一般是合法的单方解除。当然，在协议解除和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况下也有适用的情况；赔偿的给付主体是双向的，赔偿是双方当事人均有可能承担的责任，补偿的给付主体是单向的，补偿是用人单位特定的义务；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而不能减少，而赔偿金则一般是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损失情况确定的，其数额一般与损失额相当。与一般民法上的赔偿金不同的是某些情况下劳动法上的赔偿金带有惩罚性，例如，用人单位故意推演不订立劳动合同，或者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部分无效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均要承担法定的赔偿金，除应赔偿劳动者损失外，还应按劳动者的损失额支付相应比例的赔偿费用。因此，二者是不可互相代替的。
　　2、经济补偿金与违约金的关系
　　经济补偿金和违约金的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两者可以并存。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条款．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或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应当要求用人单位同时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违约金。经济补偿金和违约金的区别如下：
(1)经济补偿金是法定的，而违约金是约定的。除竞业限制补偿金为约定外，经济补偿金的范围、条件和标准等由法律明确规定，而非当事人预先约定。即使不在劳动合同中规定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也必须给付。违约金是一个约定概念,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劳动合同法》有些条款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了限制，如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但在其他情形下如在竞业限制条款中当事人双方既可以约定具体的违约金数额,又可以完全不约定,由双方商定。
(2)经济补偿金没有惩罚性。违约金则从性质上分为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用人单位在法定条件下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如劳动者无法胜任工作而解除合同和经济性裁员等，是用人单位调整人员、促进发展的手段，是要给与保护和鼓励的，法律规定经济补偿金的目的不是对用人单位的惩罚。
(3)经济补偿金不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违约金一般则需以过错作为构成要件。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没有过错，如“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即用人单位没有违约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也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与违约金一般以过错作为构成要件的要求不同。
(4)劳动合同是继续性合同，解除继续性合同只对未发生效力的部分生效，在涉及违约金的计算时，应该以未履行的时间为标准，而对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却主要是以劳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年限为标准。
(5)经济补偿金约束用人单位，违约金则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目前我国劳动合同违约金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劳动者，极少有用人单位违约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违约金的现象，人们往往把用人单位违约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视为法定违约金。但是，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条款，用人单位也应该遵守。

二、经济补偿金现行立法规定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载修改，四度审议，《劳动合同法》在继承原来《劳动法》及其配套规定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很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矫正甚至是突破，下面笔者将对关于经济补偿金制度在新旧法律中的不同规定作出比较分析，指出《劳动合同法》中的亮点及其立法规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一）《劳动合同法》关于经济补偿金立法规定的突破
　　1、扩大经济补偿金适用情形
论流动人口犯罪及其治理对策

刘跃挺（710063，西北政法大学153号信箱，wonderf21cn@163.com）

[摘要] 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产物。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特点以及犯罪的成因。流动人口防控应当采取的策略。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recurrent population to exist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growing of reforms in China recently.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is that kind of persons, who leave for other any place except their own dwelling place for economical purposes, commit a crime . Expounded are the reality and the reasons of crime and the preventions of crimes about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关键词] 流动人口;犯罪主体;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Key Words]Recurrent Population; the Subject of Crime; the Reason of Crim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产物。它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口流动的频率不断加快，其对社会消极作用的一面也开始骤然暴露，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文基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概念、特点、其犯罪成因的论述，结合对此所要采取预防对策的建议，希望可以进一步的详细阐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犯罪主体的有关犯罪的若干基础问题。
一、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一）流动人口的概念
目前，学界与实际部门对什么是流动人口，其实尚无一致的界定。“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学者以及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从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了不同的表书与界定”[1](P 277)《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认为流动人口（recurrent population）：“暂时离开常住地的短期迁移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两种相似但又有区别的现象，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虽然都进行空间的移动，但迁移是在永久变更居住地意向指导下的一种活动，而流动是短期的、往复的，不会导致当事人常住地的变化。”[2](P 171)《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到其他地区暂住的公民。《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区或者农村乡镇到其他地区暂住的人的总称…具体的流动的自然人称为流动人口或者暂住人员。
综上所述，以上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是否具有某地的常住户口为依据来对流动人口进行界定的。结合流动人口具有的四个要素：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我们认为：流动人口就是指因从事各种活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的各种人员。
流动人口具体可以分为以务工经商为特征的社会就业型流动人口；以探亲、旅游、度假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型流动人口；以开会、出差、商贸活动为特征的社会公务型流动人口。
（二）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分析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探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减少流动人口犯罪。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我们就要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流动人口犯罪主体。那么，我们将如何确定这一潜在人群在流动人口中的范围呢？首先，把探亲、旅游、度假、开会、出差、看病等人口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缺乏针对性，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其次，也要把为“犯罪”而“流动”的流窜人群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既不利于理论研究，而且因混淆部分概念的内涵而无益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及其特点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1、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
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０００万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４亿，１０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１０％，约占农村劳动力的３０％。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省内流动的占６５％，跨省流动的占３５％。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１５岁到３５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７０％以上。
2、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在增加。流动人口经常实施的犯罪有：盗窃、抢夺、抢劫、卖淫、强奸、杀人、赌博，并使流入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据一些省、市统计，在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其作案成员约有半数以上来自农民，就盗窃犯罪而言，流动人口作案高达70%-80%。[3](P79)
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1985年为15％，1987年17％，1988年为18％。1990年与1985年比，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增长了1.5倍，沿海省份及大城市流动人口作案更为严重。广东省是我国流动人口作案最为突出的省份。该省1980年流动人口犯罪只占6.6％，1988年上升到29.6％；1980年流动人口案犯为2200多人，1988年已接近1万人。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犯罪，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3. 5％，1987年比1986年上升了39％。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全部案犯的比例，1984年为7.9％，1986年为15.3％，1987年为21.7％。 再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来看，80年代末，我国刑事案犯中，流动人口约占1／5。到了90年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福建省厦门市查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62％，大要案占82％；北京市查获流动人口案犯占抓获各类案犯总数的44％，江苏省苏州市更占到61 ％；到了199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人员共56.9万人，其违法犯罪率高达12.8％，而同期全国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409.5 万人，违法犯罪率3.4％，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出全国平均犯罪率8.4个百分点。在不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据1994年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当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北京市为46.2％，上海市为53.6％，天津市为30％，广州市为69.2％，西安市为53％，重庆市为53.9％，杭州市为50％，温州市为48.6％，南京市为47％，东莞市为85.4％，深圳市为97％。据有关资料，广东省的重大案件，有7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包括港、澳、台过境犯罪）。所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90年代，这种比例更是直线上升。
(二) 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1、触犯罪名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是为务工经商、致富赚钱的目的而涌入城市的，因而在流动人口的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犯罪更为突出。
据统计，西安市2004年破获的案件，流动人口作案的就占了61％，其中盗窃占85％；2005年破获的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的上升到63％，其中盗窃占总数87％。其中盗窃案件占绝大多数。此外，根据浙江省公安部门的统计，2000年浙江省外来人员在抢劫案和盗窃案中作案的比例分别占有60%和64%，全省被抓获的作案人员中，外来人员比例超过50%。
2、作案特点“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主观条件的不同，所作案别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师傅带徒弟相互传授“经验”，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地域同一性。诸如撬防盗门入室盗窃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西宜春、修水、德兴、贵州六枝、重庆云阳、湖南淑浦、黑龙江齐齐哈尔、福建连江、山东济南等地；撬保险箱盗窃案件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贵州松桃、重庆万州区、巫溪县、开县、云阳县、南川(市)、四川绵阳、德阳、巴中地区通江县、达川地区宣汉县、湖北黄冈市英山县、安徽广德县；麻醉抢劫案件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苏省苏北地区、江西、广西及福建籍；金元宝诈骗高危人群主要有：重庆万州区、江西南昌、安徽安庆市枞阳县；而以药物(治癌药)诈骗案件这类案件的高危人群主要是以浙江青田籍人为主。
3、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
我们虽然把流窜犯排除在研究流动犯罪人口犯罪之外，但是，并不等于说在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中也应该排除其犯罪的流窜性特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才大大利用这些便宜条件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有的是被通缉的刑事案犯——逃脱在外，行踪不定，到处作案，常常是身系数罪，罪恶累累；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因受打击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制造种种恶性案件；还有的是以犯罪为职业的惯犯或犯罪团伙分子。由于流动作案与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发现和查出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为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变换地区作案。据统计，交通沿线发生的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甚至几倍。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还在不断发展，其流窜区域从跨县（市）、跨省（区）发展到越境、直至跨国犯罪。据有关机关统计，1986年至1990年期间，跨境作案增长了4倍。在广东省，几乎任何一种重大刑事犯罪都有境外的犯罪分子参与，仅1987年，该省就查获入境犯罪分子184人，查获案件144起。入境的犯罪分子披着港澳同胞、侨胞的外衣，作案后迅速逃出境外，逍遥法外。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给侦查破案带来了许多困难。
4、犯罪目标的随机性与盲目性
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为了既易于寻觅、择取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又易于逃避法律惩处，往往采取东游西荡的形式，往来于铁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线的市、镇，伏一处、害一片，窜一路、害一线，作了案即跑，异地销赃，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既可能是见财起心，也可能是见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盗窃，发现家中有人后发展为抢劫，最后可能更进一步发展为杀人。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和盲目性。
5、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断提高
流动人口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具狡猾性和隐蔽性，他们在经历一次次的清理整顿、疾风暴雨后，也积累了较丰富的作案和反审讯经验，犯罪手段和技能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高，并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入室盗窃、抢劫、盗抢机动车犯罪的专业化特别明显。
6、犯罪“团伙化”特点突出
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过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北京市1993年查获的犯罪团伙案中，外来人员作案1252起，占当年全部团伙作案总数的61.2%;其中,大案796起,占团伙大案总数的66.4%，比1992年增加9.8%。[4](P70)
7、犯罪成员的低龄化发展相当突出
流动人口本身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失学、离家的未成年人，他们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资格，所得的劳动报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口饭吃。基于这些情况，这些受教育程度极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强烈的经济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教唆对象，诸如近年街头盛行的“小扒手”。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那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生产力配置的必然需要。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城乡差别、东西部经济差距及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形成和数量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又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旧格局，加快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封闭性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但由于我国经济制度管理方面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处在改革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也限制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染指的“苦、脏、累、毒、危”五类工作，他们干活最苦，收入最低并缺乏劳动保障，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强烈需求与现实生活的反差，使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容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心态不平衡”的心理原因
深究外来人口流动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乡生活水平的明显差距，使得千万计的农民工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流入城市，挣钱成了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中的最直接的目的和最迫切的需要。但现实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有相当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追求金钱的欲望破灭，极易导致犯罪。另外，在社会转型期，少数不法分子投机钻营，一夜暴富，给正试图摆脱贫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以强烈的示范刺激，不公平感和自卑感伴随而生，从而引起流动人口整个群体普遍存在诸如“仇富”的社会心理失衡，这些都是引起犯罪的心理动因。
（三）流动人口个人素质的原因
由于流动人口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差异，加之法律知识的匮乏，使他们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状态之中，也由此容易造成他们受到不良文化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流动人群中许多人法制观念的淡薄，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法，使得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美丑善恶，往往以在家乡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作为标准。一旦衡量标准因“社会地区的差异”而错位，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四）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