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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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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浅析行政机关的自行强制执行制度
作者：宋飞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该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例外的根据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确规定由哪一级政府或哪一行政机关部门享有哪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权，不能超越。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行政机关就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对于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这句话如何理解，在很多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生疏领域。随着《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被单独规定为一个章节。因此，曾经的疑惑就不得不到一个非得解开的时候了！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的重新界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二）划拨存款、汇款；（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五）代履行；（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结合传统行政法基础理论（假设前提是行政处罚法出台之后、行政强制法还没有出台的这一段非常时期），排在第一位的“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对应的是传统行政法理上的“执行罚”，即所谓的“间接强制”的一种；而排在第五位的“代履行”也被视为所谓的“间接强制”的一种；排在第四位的“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特别是其中的“排除妨碍”，已经从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民事责任形式以及传统行政法理中的“代履行”体系中独立出来，被立法者定义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基本方式；至于排在第二位的“划拨存款、汇款”和排在第三位的“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则被视为所谓的“直接强制”的一种。因此，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排序，笔者在下文中不再依据传统行政法理，而是适用《行政强制法》中的新提法。
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统计，目前，授权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共有《城乡规划法》等23部法律，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有地方人民政府和公安（含海关）、审计、税务、财政、公路、水利、防汛指挥机构等13个部门。撇开被公众认为是“无所不能”的政府，让我们从我国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1）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这种执行方式早在1996年颁布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中就有规定，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这种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执行方式主要针对不履行罚款、税款、行政收费、社会保险费等金钱给付义务。其目的是通过给当事人增加额外金钱负担的方式，迫使当事人尽快履行行政决定，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避免直接强制带来的对抗、冲突。如果这种执行方式采取之后又经过一定期限，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就可以采取直接强制执行了。具体来说，加处罚款主要针对不缴纳罚款的行为，加处罚款的数额已由上述《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统一规定了；加处滞纳金则是针对不缴纳税费的行为，加处滞纳金散见于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甚至很多规章中。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统计，目前，我国共有2部法律、15部行政法规对滞纳金的标准作了规定，滞纳金的数额有按日加处万分之五、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千分之五和按月加处百分之五不等。
具体说来，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统计，目前有5部法律使用了“滞纳金”，其中有3部只规定了加收滞纳金，没有规定滞纳金的比例。这3部法律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海关法》规定“由海关征收滞纳金”、《劳动法》规定“可以加收滞纳金”。由2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按日加收滞纳金的比例，其中《水法》是千分之二，《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万分之五（如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有14部行政法规规定了“滞纳金”，其中12部明确规定了按日加收滞纳金的比例，有的为万分之五，有的为千分之五，有的为千分之三，还有的是千分之二。《行政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部法律是加处滞纳金的同时按倍数加处罚款：《水法》第七十条规定“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水法》的这条规定中的罚款属于行政处罚，而《行政强制法》为了杜绝“天价”滞纳金和“天价”罚款等事件出现，而在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额给付义务的数额”，这其中所提到的罚款则属于执行罚。对于行政处罚和执行罚而言，前者是一次性作出的，后者是按日连续计算的；前者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后者是效力及于将来，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综上所述，行政处罚和执行罚二者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水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就如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的，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一样，与《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有关“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额给付义务的数额”的规定并不矛盾。
（2）划拨存款、汇款，又称“强制划拨”，主要针对存款、汇款，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和生产经营，因此立法一直非常慎重。《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划拨存款、汇款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决定，并书面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划拨存款、汇款的决定后，应当立即划拨。法律规定以外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要求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应当拒绝。”强制划拨是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但在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如税务（《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海关（《海关法》第六十条）等部门才有这样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个法条使用的都是“扣缴”一词。征收社会保险费等少数领域也适用这个，如《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就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行政强制法》的上述规定以及《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采取划拨存款、汇款方式执行的，需要由法律明确授权。可是有些行政法规，如《价格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物价检查机构和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即工商）有“划拨”银行存款的权力，因其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和《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属于尚未进行清理的对象。
（3）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又称“强制变卖”。 这种执行方式早在1996年颁布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中就有规定，根据该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等处理措施执行方式的应当由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八条也规定：“依法拍卖财物，由行政机关委托拍卖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办理。”而这里提到的《拍卖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于2004年8月28日通过并施行。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是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目前，《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和《海关法》第六十条、第九十条都规定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变价的执行方式。而对比前面所提到的《社会保险法》，该法仅仅赋予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划拨权，但是没有赋予拍卖和依法处理抵缴权。《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海关法》则都赋予了这类权力。颇有争议的《价格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物价检查机构对于当事人拒交罚款，而当事人又没有银行账户或者银行账户内无资金的，物价检查机构有权将其商品变卖抵缴。此外，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4）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排除妨碍就是排除对权利人行使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阻碍，恢复原状就是通过修理等手段使受到损坏的财产恢复到损坏前的状况。在行政管理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侵害的不是其他民事主体的权利，而是侵害了公共财产，影响了行政管理秩序，也可能要承担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责任。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在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树木、其他植物或者设置广告牌、管线等，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妨碍安全视距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行为人排除妨碍；拒不执行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行为人负担。”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又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恢复原状，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进行建造、运行、生产和使用等活动的，由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或者恢复原状，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
（5）代履行。代履行是当事人拒绝履行行政决定的义务时，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的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这里所说的第三人，与当事人没有关系，其具有独立地位，不依附于行政机关，根据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委托协议履行义务，其委托内容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类似“慷他人之慨”，即将代履行限定在“做好事”事项（主要在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形下适用），如对车辆代为采取防护措施、代为种树等不涉及当事人财产或者不减损当事人价值的建设性代履行，而非拆违章建筑等破坏性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另有规定的主要有这么几条，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从育林基金、木竹销售收入、多种经营收入和事业费中解决；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由经营者负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扶持。对暂时没有经济收入的森林、林木和长期没有经济收入的防护林、水源林、特种用途林的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其所需的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扶持。发生大面积暴发性或者危险性病虫害，森林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确实无力负担全部防治费用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助。”
据全国人大法工委介绍，代履行最早见于1954年制定的《海港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对沉船、沉物的代为打捞或者清除。目前，共有17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代履行。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不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如前所述，代履行依照传统行政法理属于间接强制的一种，但是有时它与直接强制不容易区分。一般来说，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当事人不能清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如《防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河道、湖泊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区分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直接强制，一是看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是否由于当事人实现的作为引起的，是否需要由当事人小处违法的后果；二要看是否强迫当事人消除自己违法的后果，代履行排除了强迫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体现了对当事人人格和自由的尊重；三是看是否属于由当事人承担费用；四是如果采取这两种执行方式时，当事人抵抗，则不能继续执行；五是这两种执行方式的前提行政决定的义务是可替代履行的，就是当事人履行和其他人履行效果相同。
对不能履行的义务，只能直接强制，而不能采取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和代履行方式。如《预备役军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预备役军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拒绝或者逃避预备役登记的；（二）拒绝或者逃避军事训练、执行军事勤务的； 　　（三）拒绝、逃避征召的。”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统计，截止2010年，我国共有17部法律、18件行政法规规定了代履行。而《行政强制法》则专门在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中专门留出“第三节”规范代履行的法定程序。
（6）其他强制执行方式。这是关于执行方式的兜底规定，也是属于各部门专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一般由法律规定，专项授权给主管行政机关，如：属于财产权利的，强制收兑（《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强制收购（《金银管理条例》）、回兑（《外汇管理条例》）。强制许可（《专利法》）、强制收购（《金银管理条例》）；属于其他权利的，强制拆除（《城乡规划法》）、强制停产、强制消除隐患（《煤炭法》）。
以上很多论述，都是浅尝辄止，很多提法难免偏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共同推动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宣讲活动步入成熟阶段！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释义与案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写，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执法人员学习读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写，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3、作者：狄国启（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法院）：《论行政强制执行》，原载中国法院网（2009-03-24 ），网址链接：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903/24/349852.shtml
4、作者：马怀德、于安，《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第二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修订版
5、作者：宋飞，《市辖区政府各部门行政强制权力清单》，原载：东方法眼网
6、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7、作者：克思，《行政强制法讲义》，原载：克思的新浪博客，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313d80100tqh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