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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提示】交易习惯是交易当事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简化交易程序、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针对不同时间、地域、行业、交易相对人而自发形成，共同信服、遵守，长期反复适用，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序良俗的惯常行为模式或交易经验法则。其本质是鼓励、促进交易和诚信履约的凸现。世界各国民商法典已然明确将交易习惯上升至制定法地位，我国《合同法》亦广泛运用交易习惯来确定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诚信履行附随义务。

　　【案情】

　　原告李某（女，59岁）与被告黄某（男，58岁）均系废品收购站业主，双方之间长期发生废铁屑买卖业务往来。2010年1月15日，原告李某雇请第三人张某驾驶货车在地北机床厂购买铁屑装车后，与被告黄某共同到江南水泥厂过磅，铁屑重5.59吨。被告黄某随车与第三人张某将铁屑运至天涯精铸公司复磅，铁屑净重5.59吨，被告黄某在复磅单上记明吨位5.59吨，单价2080元/吨，并列算式计算出价钱11627元后，将复磅单交由第三人张某转交给原告李某。后被告黄某随车让第三人张某将铁屑运至其指定地点卸货，并支付其运费300元。第三人张某返回汉中后即将复磅单交与原告李某。其后，原告李某持复磅单找被告黄某索要货款，被告黄某以复磅单上无其签名为由，矢口否认。原告李某多次索款无果，具状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黄某归还其拖欠货款11627元及逾期利息3443元。

　　被告黄某经传票传唤，未答辩亦未出庭应诉。

　　第三人张某述称，2010年1月15日，原告李某在货场路找到我，说请我帮忙拉一车铁屑到外县，货送到后由买主支付300元运费。当时是在地北机床厂装货，在江南水泥厂过磅，过磅时，原、被告与我均在场。过磅后，被告黄某随车与我将铁屑拉至外县，我们又在天涯精铸公司复磅，最后将铁屑卸至被告黄某指定地点。之后，我们一同返回汉中，行至褒河大桥时，被告黄某付给我运费300元。我已将被告黄某出具的复磅单按其要求转交给原告李某。

　　庭审中，原告李某提交其与铁屑收购行业的其他交易人的称重单、过磅单等4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原告与同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已长期形成无论过磅单上有买方签名或是取货人仅载明吨位、单价、总价款，而无签名，均可作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李某主张与被告黄某之间发生了诉争的铁屑买卖往来业务，提供了记载铁屑运输车号、吨位、单价和价款的过磅单或称重单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的证据。根据原告李某与被告黄某及其他交易人之间已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有的过磅单上有买方签名，有的称重量上无签名，仅有货物吨位、单价及货物交易价值记载，但基于交易人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均可作为结算凭证，由持有人向买方进行结算。且第三人张某作为运输司机，经历、见证了本案诉争铁屑买卖交易的始末，证实原告李某持有的复磅单系原、被告发生铁屑交易的复磅单。因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本案诉争的铁屑交易的事实。依照法律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卖方在按约定向买方交付货物后有要求买方支付约定价款的权利，故原告李某主张被告黄某偿还货款11627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请求，与法相符，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张某与原告李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遂依法判决：限被告黄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某偿付货款116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原告李某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案件宣判后，黄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审事实认定错误，根本不存在与李某的铁屑购销交易及张某拉货、收300元运费的事实。当时临近春节放假，我经营的企业已停产，根本不需购置铁屑，何况铁屑搁置时间久了会生锈。原审依据不存在的交易事实，参照《合同法》及交易习惯判决我支付货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在二审庭审中当庭答辩称：我与黄某有多年的铁屑生意往来，双方从未因经济问题产生合作分歧，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正确无误，请二审法院驳回黄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坚持一审述称意见。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民俗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作为上层建筑范畴之一，民俗习惯是一切制定法之外最重要的法律。由于法律只是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且作用范围仅涉及人们的行为；受其自身局限性制约，法律难免滞后于千姿百态、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并且在实施法律所需人员、精神、物质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充分发挥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故而，法律不是万能的。民俗习惯是随着历史发展，逐代传承积累，符合人们的直觉正义和道义伦理标准，人们通常自发信仰和甘愿遵守。民俗习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不仅约束人们的思想，而且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违反民俗习惯所遭受的道德审判、舆论谴责、周围人际疏远、孤立惩罚及内心的自责不安往往甚于法律制裁。因此，民俗习惯在发挥社会调节作用中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和群众基础，其鲜活、善良成分是对法律规则之治的情理融合和有益补充。交易习惯作为民俗习惯的重要内容，是人们长期发生商贸交易实践而产生的时间性、地域性、行业性，并在特定人群范围内约定俗成、广泛知悉信赖的普遍交易准则，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亦具有重要的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对交易习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排斥、逐渐承认到最后肯定的过程，法的统一性最终让位于业已通行的交易习惯，使交易习惯可以作为“法律在特定条件下的功能替代”；在英美法系国家，交易习惯被称为默示条款，是实现合同目的及作用所必备的条件。目前，交易习惯已为世界各国法律所重视，并上升至制订法甚至优先法规的地位。我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交易习惯的制订法地位，其中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共9条，交易习惯的合同规范功能体现在可依法作为合同订立的方式根据、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合同义务的发生根据、合同内容的确定根据、合同条款的解释根据。因《合同法》未明确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及认定、适用规则，面对社会经济浪潮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实务中常出现关于交易习惯的法律适用争议。《合同法解释（二）》（2009年5月13日施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明确指出了交易习惯须合法、须为特定时空、领域、行业的通行惯例、须交易双方事前知悉、须为交易事前惯常行为的4个构成要件及由主张存在交易习惯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交易习惯是既存事实的举证规则。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诉争的铁屑买卖业务及原告李某所提交的铁屑复磅单上仅有被告黄某记明的铁屑吨位、单价、列算式计算的价款，而无黄某签字，能否作为债权结算凭证。

　　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10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口头及其他形式。原、被告素有铁屑买卖业务往来，基于合作信任，双方此次在攀谈、寒暄间依以往合作方式达成口头形式的铁屑买卖合同，合乎法、理、情。何况，该笔交易又有第三人张某作为运输司机经历、见证了从铁屑装车、过磅、运输到复磅、卸货、领报酬的全过程，被告黄某虽未在复磅单上签字，但其记明铁屑吨位、单价、列算式计算的价款，是对双方口头约定铁屑价款、数量，原告李某依口头约定实际履行给付铁屑义务及己方已如数收到铁屑的事实确认，故原、被告之间存在该笔诉争的铁屑买卖交易。原告李某尚举证其与铁屑收购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发生铁屑买卖业务的过磅单、称重单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过磅单或称重单上无论有买方签名，或是仅有取货人载明的吨位、单价和总价款，只要价款金额一致，原告李某（卖方）均可持有用于事后进行买卖结算的交易习惯事实。故可认定原告李某与被告黄某及同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基于诚信信赖，已然形成以上两种形式的过磅单或称重单结算的交易习惯，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序良俗，据此，原告李某所持有虽无被告黄某签名，但由被告黄某记明铁屑吨位、单价、价款的复磅单应认定是向被告黄某主张债权的结算凭证。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告李某已按口头达成的铁屑买卖合同履行了如数交付货物铁屑的义务，被告黄某收到该笔货物铁屑后，理应依约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因其迟延付款，应依法承担给付合同价款的相应利息损失。故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

　　为了促进刑事案件的快速解决，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和协调。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条件下通过程序的简化让效率和公正这两个司法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达到了动态的平衡。简易程序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得减少讼累的优惠后，会付出丧失权利和利益的代价。简易只是简化审判程序，而不是简化被告人权益，如何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以实现简易程序的效率价值，同时又不贬损司法的终极价值公正，平衡司法权利高效行使与被告人权益缺位之间的失衡，是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对被告人权益的损害

　　我国基于国家本位主义的司法理念衍生出的重视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障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这种传统正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中逐渐转变，新刑诉法也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是要达到刑事程序法律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在人权保障功能上的先天不足，也同样体现在了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中。

　　纵观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其共同特点是都诞生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犯罪率持续上升，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之下，出发点都是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加速惩罚和教育罪犯、尽快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秩序。然而，程序的简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简化繁琐的案件审理的同时，也对刑事诉讼主体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造成了损害，削弱了对被告人的权益保障。虽然刑事简易程序的优点众多，然而瑜不掩瑕，在对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同时，被告人也相应地丧失了一部分权利和利益。

　　（一）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缺失

　　依照上文的分析，刑事简易程序的启动权和变更权都不在被告人手里，他仅有效力非常弱的否决权。即便如此，否决权还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1、知悉权

　　这里的知悉权，不是指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知道和了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证据的权利，而主要是指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和适用流程的知悉。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且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由此可以把被告人简易程序知悉权分为以下两个部分：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的知悉，被告人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的知悉。

　　首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是被告人认罪，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按照该条件，被告人对适用条件的知悉也当然包括被告人知悉案件情况也即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据以指控的证据，否则也谈不上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案件审理阶段被告人知悉案件情况的起点，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公诉机关会将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定罪量刑的证据在起诉书中予以载明。然而，被告人此时只是知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对于证据，因为一一列明证据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被告人实际上对于指控自己的证据仅仅知道证据名称，而且对于被告人个人来讲，想要查阅案卷的资料，了解证据的全貌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此时需要有辩护人的介入才能使被告人对于证据的内容有一个清晰且完整的认识。 而有相当数量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具备法律援助的条件，对于他们，谈不上知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也就谈不上承认所犯罪行，更遑论让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包括送达、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各阶段，还包括对于审理期限的规定，这些流程在简易程序中都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和省略，有些简化和省略有利于被告人，有些不利于被告人。即使被告人是多次参与庭审的“常客”，也不能保证被告人对于审理的流程烂熟于心。要让被告人充分了解每个环节，知道自己参与的庭审简化和省略了哪些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利弊，对于文化程度不同的被告人来说，势必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认知的差异可能会滋生诱导性选择，比如，若司法机关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只需告知被告人简易程序的优点比如审理期限较短，而故意忽略对于简易程序缺点如简化辩护权等的告知，那么被告人为了早日结案，在不知道其他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倾向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反之亦然。

　　最后，讯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一般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候，被告人甫一接到起诉书副本，尚未知悉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也未知悉简易程序的适用流程，就被讯问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没有留足充分的权衡和考虑时间，此时的被告人大多是一头雾水，很容易出现信口选择或者诱导性选择的情况。待到司法机关依照简易程序进行开庭，被告人又因为考虑之后提出异议而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徒然浪费司法资源，对控辩审三方都是不小的损失。

　　2、异议权

　　此处的异议权，不是指被告人对简易程序选择的异议，因为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否决权，就是以异议的形式出现的，被告人只要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都会终止简易程序的适用。

　　影响被告人否决权的异议权，在这里主要是指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可以看成是对简易程序否决权的直接行使，而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就可以看做是对简易程序否决权的间接行使。法律仅规定对犯罪事实提出异议就不得适用简易程序，但未规定何种程度的异议可以否决简易程序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或者指控的证据提出意见，审判人员迫于办案质量的压力，无论其意见是否属于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异议，都一概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虽然这样有助于查明案情，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被告人经过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

　　应该说，这种细致审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被告人以牺牲一定的权益想获取的利益被轻易剥夺了。实际上一些被告人对犯罪事实和证据提出意见是其辩护权的表现，他有权对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既不能否认其认罪态度，也不能认为其否认简易程序的适用。再者，即使变更为普通程序，被告人受到的心理压力也会大增，再次开庭的时候被告人因为顾忌庭审再有任何变动，可能会从庭审到宣判都噤若寒蝉甚至唯唯诺诺，等于从心理上施加压力让被告人不敢轻易行使辩护权，这样反而不容易查清案件事实，难以做到正确定罪量刑，也不利于让被告人服判息诉和改造罪犯。

　　（二）被告人辩护权的缺失

　　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是基本人权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主要有两种类型：被告人自己行使辩护权，即自行辩护，以及由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代为行使辩护权，即委托辩护。刑事简易程序由于简化了相关的诉讼环节，被告人无法获得普通程序对辩护权那样全面的保障，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1、自行辩护的弊端

　　“一个人代理自己，将自己作为当事人是趋向于愚蠢的做法”。 刑事诉讼活动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的人来参与，被告人自行代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辩护说服力。

　　这是因为，被告人作为刑事案件的被指控者，公诉机关的所有不利指控都加诸其身，被告人为了应对这种不利指控，难免会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提出的辩护意见可能虽然以情感人，但却不是符合刑事诉讼的辩护要求，即使被告人声泪俱下，也难以左右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的立场，他们只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判处。如果不能将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在既有的指控事实和证据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进而作出有证据支持的辩护，自行辩护就难免流于形式。

　　在刑事普通程序中，因为被告人对审理的所有流程都要经历，他的辩护即使再蹩脚，但是在各个阶段都可以行使自己的辩护权，虽然不能保证充分行使，但是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意见和异议向裁判者提出。而在简易程序中，只有最后陈述是不可省略的，然而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对于案件事实的意见已经微乎其微了，更多地是表达能够对自己从轻处罚的近乎恳求的希望。简易程序简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阶段，被告人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很少能发表辩护意见。

　　再者，被告人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被告人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在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偏差，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犯的罪行，不能完全理解指控的证据证明的内容，甚至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什么是犯罪。新刑诉法规定，被告人是聋、盲、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而文化程度偏低的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表现可能还不如这些有限制的被告人。

　　2、委托辩护的弊端

　　“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他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根据以上对自行辩护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如果获得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律人特别是律师的帮助，对被告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会产生质的飞跃。 尽管如此，在刑事简易程序中委托辩护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