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
（2003年11月27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9号）
《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已由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3年11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3月20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11月2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保护鄱阳湖湿地资源，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障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鄱阳湖湿地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内从事湿地保护与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鄱阳湖湿地，是指天然形成的具有调节周边生态环境功能的水域、草洲、洲滩、岛屿等。
本条例所称鄱阳湖湿地区域，是指鄱阳湖丰水期水体所能覆盖的区域范围，具体范围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 保护鄱阳湖湿地资源应当坚持全面保护、生态优先、突出重点、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方针。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鄱阳湖湿地保护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将鄱阳湖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策和措施。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确定鄱阳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具体组织本条例的贯彻实施，协调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督促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湿地保护职责。
省人民政府鄱阳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成，其办事机构设在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南昌市、九江市、上饶市及其所属的沿湖县、区人民政府和共青开放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综合协调机构。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筹措和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湿地保护。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湿地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
第八条 环境保护、农业、渔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建设、交通、卫生、发展改革、财政、旅游、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共同做好鄱阳湖湿地保护工作。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鄱阳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和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鄱阳湖湿地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从事鄱阳湖湿地保护的科研、教育、宣传等活动，对在鄱阳湖湿地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和湿地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湿地生态环境和湿地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湿地保护规划
第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
编制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结合鄱阳湖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明确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实施方案及主要措施，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
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农业开发、环境保护、防洪与水资源利用、城镇建设、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十二条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鄱阳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经专家评估论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需要变更的，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详细规划。
农业、渔业、林业、水利、旅游、交通、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鄱阳湖专业规划中，应当设有鄱阳湖湿地保护措施方面的具体内容，并符合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和原则。
第十四条省人民政府鄱阳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对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三章 湿地自然保护区
第十五条鄱阳湖湿地区域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政府或者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集中分布的；
（二）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鸟类的主要繁殖地、停歇地、越冬栖息地；
（三）对主要经济鱼类的栖息、繁殖、越冬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四）其他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或者高度密集的。
第十六条湿地自然保护区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分为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可以不受行政区划和资源隶属关系限制，按照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分布、走向划定。
第十七条鄱阳湖湿地区域内建立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办理。
鄱阳湖湿地区域内建立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由湿地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设区的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湿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县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湿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跨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有关行政区域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申请建立省级、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申请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拟建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进行论证，并按规定程序报送湿地自然保护区申报书、总体规划、科考报告、多媒体和图件资料及有关论证材料。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查，对申报材料不完备的，应当及时要求申请单位补充申报材料；对不符合评审条件的，应当退回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提出审批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每年评审一次。评审委员会认为不宜作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由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知申请单位。申请单位自接到通知起半年内，可以向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复评申请。
第十九条经批准确定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范围，由批准机关向社会公布。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水上以固定浮标，在陆地以界桩的形式设置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界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界标。
第二十条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撤销或者改变其性质以及范围的调整，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一条湿地自然保护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划定核心区和缓冲区。在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禁止一切严重影响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二条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作。
湿地自然保护区所需管理经费，由湿地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也可以采取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每年10月1日至翌年3月30日为候鸟越冬期。候鸟越冬期间在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禁止捕捞。
每年3月20日至6月20日为鄱阳湖水域禁渔期；鱼类的越冬场所实行季节性轮流休渔禁港制度。
第二十四条在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猎捕候鸟以及其他珍稀水禽或者破坏候鸟以及其他珍稀水禽的生存环境的行为。
在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应当保证江豚或者其他主要经济鱼类的洄游通道畅通。确需在洄游通道上修建水工程或者电力、航运等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科学论证、评估，并征求有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对有可能影响洄游通道畅通的，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五条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开展湿地资源的普查和监测工作，对管理范围内的湿地资源数量、分布及其动态变化进行调查，定期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调查和监测数据，并对湿地调查、监测数据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分类归档，建立湿地资源档案。
第二十六条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珍稀水禽、水生野生动物救护机制，及时受理有关救护报告，对受伤、搁浅或者被困的珍稀水禽、水生野生动物采取紧急救护措施。
第二十七条鄱阳湖湿地区域内未设立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划定一定范围作为禁猎区、禁渔区等保护区域，并依法进行管理。
第四章 湿地保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保持和湿地植被保护与恢复工作，严禁毁草开垦。
经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划定的植被恢复区，应当实行封洲禁牧。
省人民政府对种植蔓荆子等旱生植物改良沙化湿地的，应当予以鼓励、扶持，将其纳入防沙治沙工程。
第二十九条鄱阳湖湿地区域禁止围湖造田，已退田还湖的地域禁止新建居民点或者其他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退出后的旧房、旧宅基地必须拆除、退还。禁止移民返迁。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内人口居住较密集的，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对迁出后仍从事农业种植的移民，应当安置到人均耕地较多的地方；安排给移民的耕地，应当不低于当地的人均标准。
第三十条在鄱阳湖湿地区域从严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禁止在草洲、洲滩、岸坡存储固体废弃物。
第三十一条在鄱阳湖航行的船舶，应当配置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污设备。船舶驶经湿地自然保护区，不得排放含油污水或者生活污水；驶经其他区域，排放污水必须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三十二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预防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有机农药，防止造成湿地环境的污染，损害湿地的生物多样性。
对农用薄膜和渔网等不可降解的废弃物，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
第三十三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种草种树、水旱轮作、改水改厕、兴林抑螺、生物灭螺等措施，预防和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因防治血吸虫病需要在鄱阳湖湿地区域灭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尽量减少或者避免湿地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第五章 湿地资源利用
第三十四条鄱阳湖湿地资源的利用必须符合鄱阳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总体规划，维护湿地生态平衡，不得破坏湿地资源再生能力。第三十五条开发利用鄱阳湖湿地资源应当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规范各种湿地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
第三十六条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鄱阳湖湿地资源的普查和专项调查工作。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定期发布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第三十七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湿地区域内河道湖泊的管理，做好水资源的保护与科学配置工作，保障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三十八条编制鄱阳湖湿地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以及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任何项目，都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湿地资源利用类别的划分标准和评估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三十九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分类指导，引导生产经营者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提倡采取圈养、轮牧、轮养等措施，适度控制牧畜、鱼、蟹、虾、蚌、菱、莲等动植物的种养规模，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和湿地资源的再生能力。
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引入生物新品种，经营者应当依法报请国家级或者省级的有关审定委员会审定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四十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湿地旅游资源的普查评价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发布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信息，科学引导和管理湿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在鄱阳湖湿地区域不得开设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进入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开展旅游活动的，应当征得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同意。
第四十一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鄱阳湖渔业资源调查，采取保护和合理开发渔业资源的措施，防止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
第四十二条省人民政府河道采砂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鄱阳湖采砂规划，确定可采区、可采期、禁采区、禁采期，并予以公告。
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内从事采砂活动，应当依法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依法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批准的开采时间、种类、作业方式以及开采地点、深度、范围和开采量进行。
采砂船舶在禁采期内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集中停放。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驶离指定停放地点。
禁采区内不得滞留采砂船舶。第四十三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改变沿湖地区以渔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
第四十四条鄱阳湖湿地区域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从事治理水环境、恢复植被等有利于湿地生态功能保护和恢复的建设。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自然保护区界标的，由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从事严重影响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其委托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其委托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依照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已退田还湖的区域新建居民点或者其他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不及时拆除、退还旧房、旧宅基地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拆除，拆除所需费用由当事人负担。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引入生物新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由河道采砂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内的河道进行采砂的，扣押其采砂船只等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不按批准的开采时间、种类、作业方式以及开采地点、深度、范围和开采量采砂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河道采砂许可证。
（三）在禁采区滞留采砂船舶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第五十一条鄱阳湖湿地保护的有关部门和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侵占或者挪用湿地保护专项资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04年3月20日起施行。
对离任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探讨
文/曹全南、邵永兴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在人们对律师职业的陌生和神秘中中国律师从无到有，队伍日益壮大。敢为天下先的律师界前辈大多是服从组织调动来自公、检、法的干警。随后一批批政法院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加入了律师的行列，而今律师队伍中法学硕士、博士大有人在。律师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职业。
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作出了任职回避规定。《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法 》规定：“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这一任职回避规定使早期从法院、检察院调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及部分近年来现已从事律师职业的原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继续执业发生了现实和法律的冲突而遇到法律障碍。而修正后的《律师法》只规定了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对已担任律师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作出进一步的限制。
《法官法》、《检察官法》及《律师法》对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如果不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法》及《检察官法》对此却无明确规定。如果可以，这一任职回避规定形同虚设。《法官法》、《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在离任二年后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进一步执业限制又没有“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如果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不可以，《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显然存在着部门法之间法律与法律的冲突。从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逻辑来推论，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只要不以律师身份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应当可以。如能这样理解，法官、检察官只要离任二年内不担任律师，离任二年后担任律师，则可彻底规避任职回避规定。由此，《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制度在在逻辑上使人不可理解。如何解决《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所作出的任职回避规定存在的诸多立法缺陷，如何正确理解和规范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还急待于立法的修改或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出台。
《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本意一、是保障司法公正，防止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因其原任职务而影响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彻底杜绝人情案、关系案；二、是确保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的稳定。其立法本意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遗留了中国特色的历史问题，片面地以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题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50年代及80年代一大批服从组织需要离开公、检、法转而从事律师职业的老律师们开创和恢复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新时代，他们离任至今已有十几年、几十年，其原任职务对原任法院、原任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的影响已随岁月而流逝。因为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担任过法官、担任过检察官而推断他们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在事实上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不分情形地对他们作出永久性的任职回避规定违背了当代中国律师的发展史。
法官、检察官离任后担任律师的其他情形各有不同。其他情形主要有四类：（1）法官或检察官离休、退休转而从事律师职业；（2）因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或其他原因从法院或检察院辞职转而从事律师职业；（3）因违纪、违法被法院或检察院辞退、开除转而从事律师职业；（4）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而调离法院或检察院从事其他职业，然后再转而从事律师职业。对于上述四类情形的原任法官、检察官作二年的任职回避规定，不分地域地限制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在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对保障司法公正及保证法官、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但该规定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不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情形未作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立法的疏漏。《法官法》、《检察官法》进而对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作出了无限期的永久性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欠合理的。我国目前对法官、检察官终身荣誉及终身待遇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在任法官、在任检察官并不享受高于其他职业的特殊待遇。因为担任过法官、检察官而永久性地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其所享受到的权利和其所承担的义务有失平衡。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及特长一般仅局限于法学领域，离任后最能发挥其才华的职业是担任律师。知识财富的充分利用无论对其本人或对社会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在职律师中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有相当多的人数，如果他们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他们要么背井离乡，要么放弃律师职业。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现任律师依法执业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资源？在现实和法律相冲突、法律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对《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制度的理解适用及其合理性的探讨、研究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设定一个合理的任职回避期限远比无度地终身限制来得理性和科学。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律师”在任职回避规定中应当予以例外。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以“例外”排除对他们的任职回避限制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法官、检察官因工作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是50年代或80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产物，这种工作调动早已成为历史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以“例外规定”排除对曾担任过法官或检察官后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任职回避限制对现行制度不会造成新的影响。其他四类情形如不加任何任职限制对司法公正有着现实的负面影响，应受一定的任职回避限制。但该四种情形均不符合“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例外条件，因此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情形规定为例外不会造成《法官法》、《检察官法》体系上的混乱。
《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是等级层次效力平行的部门法，从法学原理审视，该三部法律均不应具有溯及继往的效力。因此，在理论上《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规定不能对该法律生效之前已经从事律师职业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加以约束。但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规定：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以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为前提，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7月17日规定：检察人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而对检察官离任二年后的任职回避未作进一步规定。因而，《法官法》、《检察官法》生效前离任的法官、检察官其任职回避应当适用该两项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对该两项司法解释所能够溯及的范围以前已经离任的法官、检察官以任职回避规定加以约束应当是没有充分法律根据的。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应当如何假定？笔者认为以5-10年为限，超过10年只是一种“司法公正”的摆设而无实际意义。在已有2年内不分地域的任职回避限制的前提下，对其在原任职地再加3年职业限制（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限制年限为5年）。即“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将离任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的职业回避规定作出有期限的限制，那么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不需作例外规定。
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过短难以体现任职回避制度的实际作用，无期限地永久性限制缺乏公平、理性和科学。社会关系的联结千丝万缕，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错综复杂。没有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与法院、检察院也可能产生种种联系。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官、检察官离任5年后对原任职法院、检察院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即使其在原任职部门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与其原有权力已无直接的必然关系。以受到5年职业回避限制为代价跳槽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以5年为限的有期限职业回避制度不会造成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的不稳定。对因一般违法违纪被辞退、开除的法官、检察官5年后已足以使其思过，因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律师法》已作不得担任律师的禁业规定。离退休法官、检察官离退休后经过5年年事已高，其原有影响已基本消除，且律师注册有70岁的年龄限制。
从《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目的出发，兼顾部门法的协调统一，以服从保障司法公正为根本宗旨，笔者认为对法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检察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律师任职规定可统一为：“ 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取消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中“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使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的内涵更为全面和合理。
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建立是当代法制的一大进步，而对这一制度的不足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律师制度的今天离不开50年代、80年代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敢为天下先的老律师们的默默奉献。吃水不忘挖井人，对50年代、80年代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前辈以任职回避规定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从事律师职业我们无法向历史交代。对法官、检察官无度地禁锢并不能从根本上优化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在优秀律师中选拔和招聘法官的尝试虽未如意，但使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成为优秀律师的追求才是我们的目标，当有一天把律师从业经历作为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写进我国的法律，这才是我们梦中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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