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周 菁* 王 超**
摘要：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批复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 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其次，从宪法和法官的关系上来看，宪法通常被视为法治国家的生命之树，法官则成为看护这棵树的园丁。由此可见，法官在宪政发展史中处于积极的地位。例如，在美国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不平等”原则推翻了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的原则，[2]宪法成为判断案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依据[3]。两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样是依据宪法第14修正案却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这说明英美法系法官本来就被视为造法者，“法律无非是法官所宣读出来的内容”，法院的职责只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他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他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2]。而大陆法系学者则认为，法官只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匠。在我国法治之下，法官的地位比较尴尬，法官既不是法匠也不是“造法者”，我国司法裁判的地位不高，既没有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没有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因此，在法律的空隙中，法官也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范围也比较狭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是我国法官地位逐渐提高的产物和表现，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应当认为权利不只是靠司法救济才能够实现，但是法律应对权利的保障排除障碍，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拒绝权利的救济请求。
最后，宪法司法化是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是母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不从其它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中寻求司法救济，那么基本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再是权利。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这些“沉睡”的权利不再是“无主物”。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救济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艰难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其规范模式特别是对公民权利的规范是授权性质的，没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后果进行相应的规定，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条文没有必要。其次我国宪法作为高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政策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法、民法等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此，有人曾批评道：“正是基于这两个颇具‘暧昧’色彩的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司法机关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3]
迟来的惊喜往往更让人兴奋异常。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可以说是对旧观念的大胆突破，如果以此为契机，能够在我国构建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称这个批复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绝不为过。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量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一般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实行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实现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的权威不应当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或者违宪争议，宪法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唯于此，法律才不至于成为摆设，法制观念才能暖人心田。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不缺宪法，宪法至少从纸面上获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有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宪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不一定有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与权威，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再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变成现实，时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得到有效地追究与纠正。只有这样，徒具口号意义的宪政才能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能障碍
汕尾市肉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汕尾市肉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汕府办〔2010〕6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汕尾市肉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0一0年十一月十六日
汕尾市肉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猪肉卫生和质量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加强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广东省肉类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生猪生产、采购、屠宰和生猪产品的采购、加工、销售的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按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各级经信、畜牧、卫生、工商、公安、食药监、税务、质监、环保等相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当地政府的有关决定，负责当地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实行“源头控制、全程监督、预防为主、跟踪溯源”的原则。
第五条 发生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其他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及时作出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减少损失，依照有关规定发布信息，做好有关善后工作。
第六条 市肉类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指导监督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推进会员企业建立和完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健全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第二章生猪生产、采购和屠宰
第七条 生猪养殖场不得使用违禁药物，不得超范围使用饲料添加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休药期的规定，做好生猪的防疫、疫情报告、检疫报检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出栏生猪品质符合质量要求，且按规定进入定点屠宰企业屠宰。
第八条 生猪屠宰经营企业应当采购具有检疫证明、畜禽标识并经违禁药物检测合格的生猪，优先从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采购。为扶持本地区生猪生产的发展，提倡优先采购本地区生产的生猪，屠宰企业不得对本地生产的生猪进行压价采购。
第九条 生猪承运人应当凭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畜禽标识承运，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畜禽标识的不得运载。
生猪的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家卫生、防疫要求，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缷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
第十条 生猪屠宰厂（场）的设立，应当符合设置规划和《条例》规定条件，依法取得定点屠宰、动物防疫、环保、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等证照。
生猪屠宰厂（场）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相关证照。
第十一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在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由省统一编号、汕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标志牌。
第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前，应当查验检疫证明、耳标标识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
经检验不具备前款规定的证明、标识，或发现生猪已死亡、患有烈性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以及严重寄生虫病的，定点屠宰厂（场）不得屠宰或转移，并应立即报告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其监督下依法处理。严禁定点屠宰厂（场）对生猪或生猪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第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及技术要求。
第十四条 生猪屠宰与检疫、肉品检验必须同步进行，经检疫检验合格的肉品，猪胴体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驻屠宰单位的检疫人员加盖检疫印章，定点屠宰厂（场）的肉检员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章，并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方可上市销售。
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或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须在动物检疫人员、肉品检验员的监督下，由定点屠宰厂（场）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屠宰病死猪及其肉品出厂（场）销售，或用于制作其它食品。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生猪屠宰实施宰前、宰后的检疫。经检疫合格的生猪产品，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并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封验讫标志。
第十六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配备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和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设备，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生猪产品的品质状况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由屠宰厂（场）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第十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必须开具销售票据。票据各栏目填写的内容要真实、准确、完整，注明头数及重量。
第十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私宰的生猪产品代办销售票据和加盖肉检印章。
第十九条 生猪屠宰厂（场）应当建立可溯源的屠宰记录，屠宰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二年。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发现其产品不安全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召回已上市销售的产品，并向当地经信等相关部门报告，在有关部门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或为生猪私宰者提供生猪屠宰加工场（所）。
第三章生猪产品的销售及流通规范
第二十二条 从事生猪产品采购、销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和工商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从依法设立的生猪屠宰厂（场）采购生猪产品。其采购的生猪产品应当具有检疫合格证明、检疫合格验讫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以及销售票据，票货相符，随货同行。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并公示生猪产品的产地、屠宰厂（场）等信息，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消费者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生猪产品的流通实行规范化管理，进入异地销售的生猪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一、屠宰生产企业
（一）设施应当符合《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50317—2009）、《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GB12694—1990）等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并按有关规定具备冷链加工、运输能力。
（二）屠宰工艺流程必须符合《生猪屠宰操作规程》（GB / T17236—1998），检疫、肉品品质检验必须符合《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 / T17996—1999），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动物检疫员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病害肉品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
二、生猪产品的质量、运输、销售
（一）屠宰的生猪须进行检疫、检验且合格，同时进行“瘦肉精”及替代品等违禁药物检测且合格（随货携带有效的检疫、检测、检验证明）。生猪产品应是未经分割的胴体（二分体），胴体上加盖“验讫”印章，并实行“一头（只）一票一编号”。
（二）使用具备密闭、冷藏、消毒、悬挂等条件的运输工具，并有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签封。启封由销售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
（三）流通过程中应符合《畜禽产品流通卫生操作技术规范》（SB / T10395—2005），销售场所必须配备冷藏设施，设立专卖店或连锁店，确保生猪产品从屠宰加工直至零售终端的全程冷链不中断。
（四）冷冻生猪产品经检疫、检测、检验合格的，应符合《鲜冻畜肉卫生标准》（GB2707—2005）和《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畜禽肉安全要求》（GB18406. 3—2001），流通过程中应符合《畜禽产品流通卫生操作技术规范》（SB/T10395—2005）
（五）有购销税费的完税缴费凭证。
三、生猪产品的报验
（一）符合规定准入的异地生猪产品（包括冷冻肉），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做好报验工作。
（二）经营者应按有关规定依法交纳税费。
第二十五条 生猪产品承运人应当凭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验讫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证明承运生猪产品。
生猪产品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家卫生、防疫要求，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缷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
第二十六条 市场业主或市场经营者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应当查验检疫证明、检疫验讫标志、肉品品质检验证明和购货凭证，做好查验记录，并至少保存二年，杜绝不合格肉品进入市场。
第二十七条 禁止销售下列生猪产品：
一、未经检疫检验，或经检疫检验不合格的；
二、异地进入未按规定办理报验手续的；
三、病害、变质、注水等其他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
第二十八条 未经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以及来源不清、掺杂、掺假的生猪产品，应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章企业责任和监督检查职责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采购、销售的生猪和生猪产品来源清楚，具有国家商务部规定的相关证明、标识、标志和签章，并对采购、销售的生猪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第三十条 肉品检测监督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对生猪及生猪产品进行违禁药物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一条 市场业主或市场经营者应当保证进场销售的生猪产品具有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证明、标志和签章，并对进场销售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凭有关购货凭证向市场经营者要求赔偿；市场经营者应当依法先予赔偿。
第三十二条 生猪产品购买者发现生猪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
生猪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业主或市场经营者应当对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投诉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予以答复。
第三十三条 经信、工商、卫生、公安、畜牧、食药监、质监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负起责任，确保生猪产品质量安全。
经信部门是生猪屠宰管理执法主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会同工商、公安、畜牧、卫生等部门依法查处非定点屠宰生猪的违法行为。
公安部门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经信部门依法打击私屠滥宰和制售病害肉等违法行为。
畜牧兽医部门负责生猪生产的动物防疫及监督工作，对生猪养殖场加强兽药、饲料使用监管，依法查处生猪养殖过程中使用“瘦肉精”及其替代品等违禁药物和“蛋白精”等违禁药物、无耳标生猪调运等违法行为，受理异地生猪产品的报验、查验工作。
食药监、卫生部门负责餐饮消费中生猪产品的索证索票及进货台账管理，完善进货索证索票、验收制度，严厉查处使用私宰猪肉、病害猪肉、注水猪肉等行为。
工商部门负责查处流通环节无照经营生猪产品行为，配合有关部门查处非定点屠宰生猪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销售病死猪肉、注水猪肉及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
质监部门负责检查督促食品加工企业建立健全生猪产品进货索证验证和进货台账管理等制度，依法严厉查处使用病死猪肉、注水猪肉和“瘦肉精”残留猪肉的生产加工食品违法行为。
第三十四条 经信、工商、畜牧、卫生等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接受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举报；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三十五条 各县（市、区）经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对未经报验的异地生猪产品进入本地销售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六条 经信、工商、卫生、畜牧、食药监、质监等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生猪或者生猪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应暂时制止该批次生猪或生猪产品的交易；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检测方法进行复检后，确认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依法予以查封、扣押。发现生猪产品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卫生、食药监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经信、工商部门应当责令生猪屠宰厂（场）、生猪产品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按照《肉品召回制度》召回销售的生猪产品。
第三十七条 物价、工商等部门应加强对生猪产品的价格监管，严厉查处哄抬价格、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五章罚 则
第三十八条 未经定点，擅自屠宰生猪的，由县（市、区）经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为未经定点违法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生猪屠宰场所或者生猪产品储存设施，或者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渗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的，由县（市、区）经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九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经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一）屠宰生猪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二）未如实记录其屠宰的生猪来源和生猪产品流向的；（三）未建立或者实施肉品品质检验制度的；（四）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的；（五）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
第四十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到异地销售生猪产品，应携带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地定点屠宰厂（场）出具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及其他有效凭证，到进入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指定的报验点报验，并由动物检疫员进行抽检，经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方可在准入地市场销售。没有上述证明书或货证（章）不符或抽检不合格的，不得进入市场销售。违反上述规定者，由有关管理监督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十一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不示证照经营的，由工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的产品货票不符、产品来源不清、掺杂掺假的，由工商、经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十三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肉制品加工企业、集体伙食单位和餐饮服务经营者从非法渠道采购生猪产品的，由卫生、质监、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未经检疫检验或经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以及病害、变质、注水等其他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生猪产品的，由当地工商、畜牧、质监、卫生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业主或市场经营者对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投诉不及时予以答复的，或者未按规定记录投诉、处理情况的，由当地工商、经信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六条 生猪屠宰厂（场）或者生猪产品经营者、市场业主和市场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多次违规行为记录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经信、畜牧、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抗拒、阻碍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流通行政执法、或者以暴力威胁手段扰乱生猪产品流通秩序和强买强卖行为，以及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流通中违反治安管理等行为，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六章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有关用语的含义
生猪采购，是指为屠宰而采购生猪的经营活动。
生猪产品采购，是指为生产加工、销售而采购生猪产品的经营活动。
违禁药物，是指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及其替代品等国家有关部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药物品种。
不可食用生猪产品，是指生猪的甲状腺、肾上腺和病变的淋巴结，以及伤肉，霉变肉等有毒有害肉品。
第四十九条 对牛肉、羊肉等其他家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汕尾市经信局负责解释，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