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4月28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5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5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加快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开发区位于萧山市城区北侧，面积为9．2平方公里。
第三条 开发区实行国家对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管理体制，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外引内联，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以兴办工业和科研开发项目为主，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基
础产业，兴办第三产业，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第四条 鼓励国内外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开发区投资兴办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兴建交通、能源、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
鼓励国内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开发区进行各种方式的技术合作，建立科技开发机构或科工贸联合体。
第五条 开发区应当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六条 开发区内投资者的资产、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保护。
开发区内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七条 开发区设立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代表萧山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八条 开发区管委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萧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制定开发区的行政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三）审批或审核报批开发区内的投资项目；
（四）负责开发区的财政、税务、国有资产、审计、统计、劳动、人事、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五）负责开发区内土地的规划、征用、开发、管理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工作以及建设工程和房地产管理；
（六）统一规划、管理开发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七）保障开发区内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八）管理开发区的进出口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及其他涉外经济活动；
（九）处理开发区内的涉外事务；
（十）协调、监督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一）负责开发区的环境保护、地下资源和文物保护工作；
（十二）兴办和管理开发区的公益事业；
（十三）萧山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开发区管委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职能机构，具体负责开发区的行政管理工作。
萧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配合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
第十条 开发区的金融、保险、外汇管理、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等业务工作，由有关部门或其设在开发区内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直接办理。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十一条 在开发区投资和经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中外合资经营；
（二）中外合作经营；
（三）外商独资经营；
（四）国内投资者独立经营或联合经营；
（五）补偿贸易；
（六）租赁或受让开发区企业；
（七）购买开发区内的企业股票或债券；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以前款（一）、（二）、（三）项方式投资经营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
第十二条 开发区优先引进下列先进技术：
（一）属于国家或地方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
（二）对国内企业技术改造或产品更新换代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三）其产品能外销或替代进口的；
（四）生产工艺或制造技术是国内需要的；
（五）有利于国内某个行业或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六）有利于开发本地资源的。
第十三条 开发区内不得兴办下列企业：
（一）技术落后或设备陈旧的；
（二）污染环境又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不允许兴办的。
第十四条 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者应当向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核批准后，依法办理土地使用、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等手续。
第十五条 开发区经批准可以设立外贸企业，开发区外的外贸企业可以在开发区内设立分支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经营进出口贸易。
第十六条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在开发区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第十七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可以在开发区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户。
第十八条 开发区内企业的各项商业保险，应当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其他保险机构投保。
第十九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行确定生产经营计划，自行筹措、运用资金，自行采购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资制度、分配形式和人才培训，自行聘用或辞退职工。
第二十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劳动保护的规定，为职工提供文明、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十一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设置会计帐簿，进行独立核算，按规定报送会计、统计报表，并接受开发区管委会的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歇业，应当按法定程序清算企业的资产和债权债务，并办理有关歇业手续和注销登记手续；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后，投资者的资产可以转让，外商的资金可以按外汇管理的规定汇出境外。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三条 开发区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按7．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按前款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的先进技术企业，按第一款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延长3年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开发区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地方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准，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缴地方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规定税率减半缴纳地方所得税。
开发区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并符合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免征地方所得税条件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从获利年度起免缴地方所得税5年至10年。
按前款规定免征地方所得税期满后，产品出口企业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规定税率减半缴纳地方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可以按规定税率延长3年减半缴纳地方所得税。
第二十五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
第二十六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外商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核准，可以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40％；外商将其从企业
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可以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足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还的所得税税款。
第二十七条 外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开发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的，除依法免缴所得税的以外，可以减按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其中以优惠条件提供资金、设备或转让先进技术，需要给予更多的减免所得税优惠的，由开发区管委会决定
。
第二十八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为履行出口合同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和包装物料，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掉的物料、燃料等，免缴关税。产品转为内销的，应当按有关规定补办进口手续，并照章补税。
第二十九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本企业自用合理数量的交通工具、生产用车辆、办公用品（设备），免缴关税。
第三十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开发区生产的产品，除限制出口商品或国家另有规定外，免缴出口关税。使用开发区外的料件或半成品在开发区加工出口的产品，凡经实质性加工，增值20％以上的，可以视为在开发区生产的产品。
第三十一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常驻人员和外国专家携带进口自用的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凭开发区管委会的证明文件，经海关核准，在合理数量内免缴关税。
第三十二条 开发区进口货物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自建或购置的房屋，从建成或购买月份起，经税务机关批准，免征房产税5年。
第三十四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运输条件和通信设施，应当优先提供。
第三十五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以自有财产或自有外汇作抵押，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
第三十六条 国内其他地区到开发区工作的科技、管理人员和国外学成归来人员，经开发区管委会审核，可以在萧山市区落户。
在外籍华人、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所投资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就职、就业的境内亲属，其户籍关系可以按有关规定迁入开发区，属于农业户口的可以按有关规定转为非农业户口。
第三十七条 开发区内的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事业单位，除享受本条例已规定的优惠待遇外，并可以享受国家、省和萧山市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围区域实行统一规划管理。在开发区外围区域内进行建设，必须服从统一规划。
第三十九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其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企业，比照本条例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国家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有新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萧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5日
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