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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植物新品种是不能专利的产品，不能受专利法调整。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植物新品种权与发明专利权最近似，常将专利权保护的有关制度适用于品种维权。此种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植物新品种的本质属性。文章就植物新品种权与发明专利权的不同，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植物新品种权、发明专利产品、发明专利权

　　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权保护；即使在美国等可以利用专利权保护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也仅能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而不能获得发明专利权或外观设计专利权。由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较专利权保护制度建立晚，法律法规尚未完善，我国司法届的主流观点又错误地认为植物新品种权与发明专利权最相近似，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常将专利法保护专利权的有关制度错误地适用于品种权保护。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本文对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之间的主要区别，予以了探讨。
一、植物新品种和发明专利之间的本质属性不同。
　　植物新品种不属于发明创造，只是对现有植物的改造。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是实施育种方法和完成育种过程得到的结果，而不是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等如何培育植物新品种的技术方案。植物新品种是有生命的自然的以生物学方法培育或对野生植物开发出来的植物群体。植物新品种是对自然界原有产物的改进和利用，不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产物，不能以工业方法生产出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故专利法规定对其不授予发明专利权。专利法上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主要包括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两类。产品发明是指人工制造的各种有形物品的发明。方法发明是指关于把一个物品或物质改变成另一个物品或物质所采用的手段的发明。发明是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产品或者方法的技术方案。植物新品种应当保持不变。植物新品种和发明专利比较，前者是改造，后者是创造；前者是结果，后者是程序；前者保持稳定性，后者追求发展性。
二、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的授权条件不同。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有适当的命名。两者相比，除对新颖性的衡量标准不同外，主要区别在于：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要具有创造性和实用性；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只要求具有特异性，不要求具有创造性和实用性。
（一）进步性要求不同。
特异性不同于创造性。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要求具备特异性。特异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这里的明显区别，包括进、退、优、劣等多个方向；不仅包括较已知品种有明显进步的，也包括较已知品种有明显退步（如败育、矮化等）的；只是这种明显退步的品种不一定具有“实用性”，不一定能通过推广、经营为品种权人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应当具备创造性。创造性是指与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这种差异只有进步一个方向，不允许有退步。前者只要求有特性，不要求有进步；后者不仅要有特性，还要有显著的进步。
（二）实用性要求不同。
植物新品种不具有再现性（虽然利用同一亲本组合可以配制出同一杂交种，但杂交种不属于品种；对杂交种的保护，作者已另作论述 ；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论述）。虽然法律要求申请品种权的申请人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符合规定格式要求的请求书、说明书和该品种的照片，说明书应当包括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包括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选择的近似品种及理由，申请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详细说明，适于生长的区域或者环境以及栽培技术的说明，和申请品种与近似品种的性状对比表。但是，依据该说明书公开的内容，不仅申请品种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够培育出该申请品种，而且申请人本人依照该说明书公开的内容也不可能再培育出该申请品种。申请人不仅应当根据审批机关的要求提供必要的资料，而且还必须提供该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能够稳定地繁殖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种可保护的要件。法律要求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说明书应当对发明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说明书能够实现该专利。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再现该专利即具有实用性，是发明专利可保护的要件。法律没有要求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必须提供专利产品，专利产品不是发明专利可保护的要件。
（三）公开性要求不同。
植物新品种的信息不具有公开性。植物新品种的使用价值在于其具有符合人们要求的性状。性状的表现和遗传，是靠植物新品种的特殊基因所承载的遗传信息实现的。由于现有的科学技术，植物新品种的培育人也不知道植物新品种的基因组成和遗传信息，不可能公开植物新品种的清楚的完整的遗传信息，所以，申请品种权保护不需要提交植物新品种的基因序列图谱和遗传信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不可能通过植物新品种的基因图谱或反向工程培育出植物新品种。品种权的申请具有不充分公开性。发明专利的说明书，不仅应当对发明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还要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说明书能够实现该专利为准。专利申请对专利技术具有充分公开性。
三、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同。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两个文本和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品种权说明书虽包括植物新品种的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等内容，但依据说明书公开的内容不能再培育出该申请品种，说明书的内容不是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的载体，不必也不能成为品种权保护的范围。植物新品种的遗传信息通过繁殖材料实现代代相传，繁殖材料才是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品种权保护的是实物，是可以繁殖新品种的材料。
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其权利要求的内容。权利要求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说明书应当对发明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发明专利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公开的技术方案可以再现该发明，发明专利的思想通过说明书实现人人相传，其权利要求的内容是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发明专利保护的是思想，是可以制造专利产品的技术。
四、植物新品种和专利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后果不同。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和专利产品，虽然都可生产，但是两者的生产方式和后果不同。
专利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制造；通过制造再现专利产品。制造是生产原先没有的，如用配件制造汽车；制造出的产品与所用原料的性能和形态都不同。这种生产是把一个物品或物质改变成另一个物品或物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式是繁殖；通过繁殖实现植物新品种的繁衍。繁殖是生产原先已有的，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收获的瓜或豆与种植的瓜或豆之间的特征特性都相同。这种生产只是量的变化，不发生质的变异。
五、生产授权品种和发明专利产品，对权利人和繁殖材料的依赖性不同。
（一）生产授权品种，对品种权人具有依赖性。
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必须来自品种权人（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没有品种权人提供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任何人都不可能依据申请公告公告的对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包括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生产出授权品种及其繁殖材料。没有品种权人提供，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授权品种的生产，对品种权人合法授权并提供繁殖材料，具有依赖性。
专利产品不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自公报的专利申请说明书中获知申请人对发明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内容，即能够实现该专利。专利产品的生产，对专利权人没有依赖性。
（二）生产授权品种，对繁殖材料具有依赖性。
没有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任何人（包括品种权实施的被许可人或品种权转让的受让人以及所属技术领域的全部技术人员）都不可能生产出授权品种及其繁殖材料。有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任何人即使不了解授权品种的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包括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即使不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就是说，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对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具有绝对的唯一的依赖性。
专利产品与授权品种不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只要自公报的专利申请说明书中获知申请人对发明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内容，没有专利产品，也可以制造出专利产品。制造专利产品依赖的是专利技术，对专利产品没有依赖性。

作者：武合讲 律师的联系方式：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科院；单位地址：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2239号广兴华邑院内1层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手机：15901032135、13605306590，传真：（010）62128839，E-mail：whj148@yahoo.com.cn
许霆案件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不要把法律问题法理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世俗问题哲学化、新警察的问题老警察化

龙城飞将


　　3月9日，我在博客上发表《许霆案件：一滴水可以见太阳》，文章讲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许霆这个小人物所涉案件折射中国的权利与权力的斗争”。
　　匿名新浪网友给我留言说：“这个案件折射出的主要不是权利和权力的斗争，而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种思维方式的斗争。”该网友是批判形而上学，主张辩证法的。
　　读了这段留言，我没弄懂为什么许霆案件变成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斗争，也没看明白在许霆案件上哪是形而上学，哪是辩证法，虽然很多年前就把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纲》读得烂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几本经典哲学著作也熟读过。
我一直认为，许霆案件不复杂，是人为地复杂化了，我写了《许霆案件只有一个焦点》、《许霆案件不复杂》、《许霆案件：简单的事件复杂化了》、《许霆案件的关键是什么》、《我也想给许霆定罪——由庞德的“不据法司法”想到的》等文章，阐述我的观点。
　　但实际上，许霆案件确实是被复杂化了。原因之一是把法律问题当作法理问题来处理。
若从内心认为许霆的行为是有罪，是法理问题。判决许霆是否有罪，是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讲法律，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若怀疑有罪，但在许霆的行为与法律的规定之间找不到等号，疑罪从无，宣告无罪。这样处理刑事案件，有何复杂？
法理问题，讲道理，讲学理解释，大家酝酿成熟了一个观点，就启动立法程序，由立法机关进行新的立法。
　　问题是，一些自称法律专家的人们把这两个问题搞混了，所以，他们在感觉上认为许霆有罪，从法理解释上觉得许霆有罪，就要直接把自己法理上的感觉作为法律的规定作为给许霆进行判决的依据。
新浪网友这段留言，实质上是把法律问题法理化更进了一步，是把许霆案件哲学化了。若没点哲学基础，还真把人弄懵了。

　　在此，就匿名新浪网友的留言提出几个问号。
　　关于盗窃罪的特点
　　匿名新浪网友批评说，形而上学观着重于行为外部的“秘密”状态，而辩证法则强调盗窃的本质特征。
　　对此，我们要问：是不是存在行为内部的“秘密”状态？如果有，是如何定义的？法律定义，还是个人的学理性解释？没有秘密的特点，仅仅凭“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使用平和的方式，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就可以定盗窃罪？是不是给许霆定了罪，就是辩证法，判无罪就是形而上学？从中国的文字含义上，“盗”怎讲？“窃”字怎讲？“偷”字怎讲？“盗”与“窃”合起来怎讲？是不是如有的教授所言，“抢劫是秘密的，盗窃倒是公开的”？
　　三岁小孩棒棒糖的小Case，与许霆案件有何联系？根据这个比喻给许霆定罪吗？我国法律刑法不允许类推，为什么想给许霆定罪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举例子，打比方，而不是讲具体的法律规定？
如果道理没讲清楚之前，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就算是有罪论者是个人的“自由心证”。但现在，通过《许霆案件的“无罪推定”、“罪刑法定”与“疑罪从无”》、《关于许霆罪与非罪再答新浪网友无风》、《未砸开取款机，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取出因机器故障进入自己帐号的钱，一定是犯盗窃罪吗？》、《关于许霆案件的关键问题，答匿名新浪网友》、《关于贺卫方教授的一些观点》、《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件辩护方与公诉方的焦点分析》、《许霆案的律师辩护不存在方向性错误》、《许霆案件辩护的两条思路》、《许霆案件的九个“等号”》、《关于张明楷教授的分析》等文章，道理已经讲明了，还要这样认为，我们就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背后是有什么利益关系了。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有人在吴义春律师、郭国松老师的博客上因理屈词穷而留言骂人，一定是某种利益关系使然。
　　关于“用自己账户取款的正常行为”：
　　匿名新浪网友否认许霆的行为是正常的取款行为，他所推崇的辩证法“只要这个行为在本质上具有侵犯他人法益的非难性，就不能算作正常合法的行为”。
　　对此，我要问的是，具有侵犯他人法益的行为很多，为什么单挑了一个“盗窃罪”安在许霆的头上？照你的观点，“抢银行”岂不是更合适的罪名？什么叫做“非难性”，这名词太专业了，可否解释一下？
诈骗的例子，不适合于许霆案件。因为，国家明令禁止在刑事诉讼中进行类推。再说，拿诈骗罪头衔安在盗窃罪名上，岂不是搞混了罪名之间的差别？
　　关于“银行责任”：
　　同意匿名新浪网友的观点，许霆恶意取款引起刑事诉讼，责任者不是银行，而是许霆本人。银行自动柜员机发生故障只是这件事情的外因。但刑事诉讼不等于许霆就是犯了盗窃罪。即使判决许霆是盗窃罪，许霆也不一定是盗窃罪，所以原一审被发回重审。因为，直接判决许霆犯盗窃罪，法律上找不到依据。
又拿教唆犯罪来比喻了。请注意，我国刑法和刑诉法规定，刑事问题不适于类推。
　　上面谈了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简单与复杂、世俗与哲学问题，现在谈“新警察”与“老警察”的问题。
　　“新警察”是近年流传于坊间饭肆茶余饭后的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个警官学校毕业后任职，胸存公平正义，服务社区人民。但每接触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就被人发现他是新警察。详察之，原来这里通行一套潜规则，他只知道显规则。潜规则是鱼肉百姓，显规则是法律法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长时间，他就变成了“老警察”，工作“得心应手”。
　　我在网上发表一篇研究一位教授《关于许霆案的思考》的文章，该文是主张许霆有罪的。其实，我不反对许霆有罪，当然也不反对许霆无罪，我的观点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与判决。许霆的行为已经清楚，没什么争议。就法庭认定的许霆的行为而言，法律规定有罪，毫无疑问，许霆就是有罪；法律没有规定，毫无疑问，应当判无罪。
　　许霆的“有罪派”自然不同意我的观点，有人说，我的分析是“新警察”。在网上论战中，还有不少人一再提醒我，要我注意中国的司法实践，言下之意，中国的法律规定、人民对法律的理解和司法的实践是脱节的。比如，我曾经主张，律师辩护只就着公诉人的起诉内容进行辩护。若公诉人指控正确，就代表许霆认罪，同时考虑量刑是否超重。若公诉人指控不正确，就反驳公诉人的指控。法庭不应当在公诉人指控不成立时，未经公诉人提出新的指控罪名及法庭审理和辩论就换一个罪名判决。但人们告诉我，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新警察”是讲依照法律判决，“老警察”是讲依照潜规则，依照感觉，或学理解释，进行判决。但愿在许霆的案件上，我们大家都是“新警察”，不是“老警察”。

2008-3-10修改
2008-3-9
作者邮箱：zjysino@163.com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附：[匿名] 新浪网友2008-03-09 12:27:03《许霆案件：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留言
龙城飞将：
　　这个案件折射出的主要不是权利和权力的斗争，而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种思维方式的斗争。
形而上学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辩证法是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关于“秘密窃取”：形而上学观着重于行为外部的“秘密”状态，而辩证法则强调盗窃“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使用平和的方式，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本质特征，比如用棒棒糖骗取三岁小孩价值6000元的金项链一案，形式上看，是一个“利用被害人意志上的瑕疵”获取财物的地地道道的诈骗案件，但由于被害人无处分能力的事实，也就是不具有诈骗罪所要求的认识能力和处分能力（法律上拟制为无意志能力的“非人”），故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这时的骗取行为本质上不是“利用意志瑕疵”而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应构成盗窃罪。
　　关于“用自己账户取款的正常行为”：形而上学观认为，只要具备自己亲自用自己的卡自己的密码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这个形式，就是正常合法的行为；而辩证法认为，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只要这个行为在本质上具有侵犯他人法益的非难性，就不能算作正常合法的行为，比如借款，行为人即便按照法律章程履行了最严格规范的借款手续，但只要其借款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则其当然涉嫌诈骗，不成立正常合法行为。
　　关于“银行的责任”：形而上学观认为，银行取款机故障引起许霆恶意取款，许霆恶意取款引起刑事诉讼，故真正的责任者不是许霆，而是银行；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取款机故障是许霆恶意取款的外因，而许霆内心萌生的贪念则是恶意取款的内因，罪责自负原则当然要求惩罚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内因行为”。比如教唆犯罪，被教唆者实施犯罪后应罪责自负，而非归责于教唆者（当然教唆者对自己的教唆行为也应罪责自负，而非“替被教唆者承担或分担责任”）；又比如无教唆故意地谈论犯罪活动（简称“谈论者”），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行为人因此而萌生犯罪恶念并实施犯罪行为，按罪责自负行为人有罪，而谈论者无罪。
要吃饭了，先说到这里，阁下可以列出问题点探讨，无谓地在表皮上责问“为什么呢”没意思。

[匿名] 新浪网友2008-03-09 02:34:01 在《关于张明楷教授的分析》的留言：
龙城飞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