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厦府〔2009〕138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已经第65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
二OO九年五月九日
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逐步建立和完善被征地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加快我市海湾型城市的建设步伐，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要求，本着“政府推动，政策引导，集体扶持，个人参保，财政补贴”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参保年龄的以下人员：
（一）经区人民政府批准“村改居”的居民（原行政村村民）；
（二）经批准耕地被征用40%以上的村民小组的村民，或耕地被征用40%以上且在征地时对该土地享有承包权的村民；
（三）由于土地被征用的“农转非”居民。
上述人员以下统称被征地人员。
第三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纳入全市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系，实施统一管理和运作。
第四条 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村（居）委会（或小组）为单位，已被征地人员以自愿参保为主，新被征地人员原则上应当参保，并按规定缴费，享受相应待遇；
（二）同一个村（居）委会（或小组），可根据各自实际，在统一集体补贴金额的基础上，由个人自愿选择不同参保档次。每一个被征地人员只能享受一份本办法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金；
（三）实行低门槛准入，多种档次选择；
（四）被征地人员和村集体的缴费分担比例，根据各自实际，经村（居）民大会或村（居）民代表会议审议确定，报镇政府（街道办）批准。
第五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村（居）委会（或小组）汇总初审公示，经所在镇政府（街道办）审核后，报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定。
第二章 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
第六条 对不同年龄段被征地人员参保实行不同的缴费标准。
（一）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及以上的被征地人员可选择按月缴费基数60％的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比例为22％，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男年满45周岁不满55周岁、女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的被征地人员可选择按月缴费基数60％-100％的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比例为22％，一次性缴纳8-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男年满18周岁不满45周岁、女年满18周岁不满40周岁的被征地人员，可待就业后参保，也可按从事自由职业者身份参保。
月缴费基数为2413元，市人民政府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月缴费基数进行调整。
第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实际缴费基数的11％，一次性记入被征地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其余缴费部分纳入全市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第八条 参保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参照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下称“参照退休年龄”），且按规定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被征地人员，当月办理退养手续，从次月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发给养老金。参保时尚未达到上述参照退休年龄的被征地人员，待其达到参照退休年龄且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满15年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和按月领取养老金。
第九条 被征地人员的月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特区补贴三部分组成，具体计算办法为：
（一）按月缴费基数60％-100％的标准为基数缴费的：
基础养老金＝月缴费基数×20％；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特区补贴＝30元。
（二）按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的：
基础养老金＝退养时本市最低工资标准×20％；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特区补贴＝30元。
第十条 一次性缴费的被征地人员就业后，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其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依法为其缴纳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被征地人员参保后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与被征地时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合并计算。从事自由职业的，可按规定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理个人缴费。
第十一条 达到参照退休年龄时缴费不满15年的，经本人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可按月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不申请继续缴费的，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金额一次性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十二条 被征地人员在达到参照退休年龄前出国（境）定居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被征地人员在达到参照退休年龄前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死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合法继承人；在达到参照退休年龄后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尚存余额一次性支付死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合法继承人。
第三章 缴费资金的筹集
第十三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其中个人缴交部分，先从征地补偿款中的劳力安置补助费支付，不足部分由个人缴交；集体承担部分，由所在村（居）委会（或小组）的土地补偿费、集体积累（包括盘活集体资产）和其他集体收入中列支；区、镇（街）财政应安排一定资金用于被征地人员，特别是困难家庭对象的参保补助；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养老保险费不敷使用时的后期养老金。
第十四条 对部分土地已被征用，但尚未实行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经济组织及尚未达到参保年龄的被征地人员，其征地补偿费应按一定比例，由镇（街）和村（居）共同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准备金制度，防止分光用光。具体办法由各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与其他养老保险的衔接
第十五条 征地或“村改居”前曾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被征地人员，其原向农村养老保险机构缴纳的保险费，可选择按参加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时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基数、比例折算为缴费年限，与一次性缴纳的年限合并计算，并按有关规定在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进行划解。不愿意折算缴费年限的，仍按农村养老保险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已按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以“低标准”参保的国有农场职工被征地后，改按《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规定标准缴费。原来按照“低标准”缴费的年限，按规定补缴统筹基金的差额部分后，可与按照《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规定标准缴费的年限合并计算。
第五章 职责分工和管理
第十七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是全市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积极稳妥”的要求，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确保平稳实施。
第十八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综合管理和政策宣传解释工作，所属机构负责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等业务经办工作；市地税局负责参保手续办理、参保人员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收缴等业务经办工作；市财政局负责基金的管理监督工作；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做好土地征用、补偿情况的统计核准工作以及信息反馈工作；市公安局负责做好参保人员的户籍、年龄确认工作；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参保的组织实施工作；各镇、街道和村（居）委会要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业务承办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办法，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2004年9月28日印发的《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自本办法下发之日起废止。
两岸证明妨碍制度比较研究
——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余茂玉 何艳芳*
【摘 要】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就证明妨碍制度并无完善之规定，而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就证明妨碍制度无论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对研究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关键词】证明妨碍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本文原载《台湾法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明妨碍制度
（一）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问题是指“对毁灭、隐匿证据以妨害他造进行证明活动之当事人，课予其证据法上一定之不利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即使2000年修正之前，第360、362条等规定亦早已蕴含此证明妨碍之概念，而在2000年修正时，更增设证明妨碍之一般性规定，依第282条之一第一项之明文：“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不区分证据之种类，使证明妨碍之法理对所有证据均可适用。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之上，修正后的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常将证明妨碍界定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据方法毁损、隐匿或妨害其利用，使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使该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之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 在此定义之下，证明妨碍之问题系属举证责任之概念紧密连结，且规范之主体系针对“未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若证明妨碍的主体是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其本即将因欠缺该证据而受败诉判决之不利益，从而并无另以证明妨碍论断之必要。笔者以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定义并无不妥，然而，当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所妨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所进行的反证，此时是否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之规定作出对负举证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不利之裁断，作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毁损、隐匿或妨害利用证据对其来说似为其权利（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利），但若这种处分影响他方当事人之证明活动之时则应视为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可通过处分导致对自己的不利益，但这种不利益不得扩及他方当事人。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完善证明妨碍规定之时明确强调了“诉讼法上的诚信”和“当事人之公平”，这两点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以当事人相互间在诉讼法上所负之“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为使诉讼得以顺利开展，都负有使法官明晰案件事实的义务。但到底应当规定“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事案解明义务”仍存较大论争 。不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通过将证明妨碍理论与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连结，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证明妨碍规定的功能，已非限于处理“一造当事人积极地毁灭对他造有利之证据”，而进一步扩及“消极地隐匿、不提出此等证据”的形态，使得证明妨碍亦兼负有“协助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收集证据”、“课予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开示义务”之功能。
（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证明妨碍问题有规定，这在上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及，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也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了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从这款规定来看，台湾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妨碍之主观构成要件仅为故意，但与我们前面分析台湾地区民事诉讼领域证明妨碍所提到的一样，基于“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过失也应是构成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因为妨碍者即使对证据的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在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可能是过失；妨碍者即使对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有预见，但由于过失而非故意，而将该证据毁灭。此外，妨碍者可能对证据的毁灭和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均有疏忽大意之过失而致妨碍行为出现。所以，过失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之主观形态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二、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实然”和“应然”
在考察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现存的规定和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是指各种妨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共同具有的因素，只有具备这些因素，才构成证明妨碍。就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而言，通常可区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包括：一、行为要件，即须有证明妨碍之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样的道理，证明妨碍之行为分为作为的证明妨碍和不作为的证明妨碍，前者如毁灭、隐匿某项重要之书证，后者如持有某项对己不利之证据而不提交法庭。二、结果要件，即待证事实（诉争事实）须为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亦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说行为要件是首要之要件的话，结果要件则是最根本之要件，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之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之裁断，当然有此结果，但结果并非源自于证明妨碍行为则同样不可据此作出对某方不利之裁断，也就是说，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是相辅相成的。证明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证明妨碍行为而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必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二个特征：（1）客观性。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状态，而非虚拟的。（2）不可补救性。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定格后，待证事实无证据可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三、因果关系要件，即妨害“行为”与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他现象的现象即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就叫结果。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便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是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虽是客观的，但对其认定又具有主观性，最终决定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是司法审判人员依据一定规则和理论，在对妨害行为、结果、特定案情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认定的，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因果关系认定可参酌民法中侵权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予以思考，基于此，对证明妨碍形成之因果关系应依据以下标准认定：第一，根据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根据事实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妨害行为的实施人的心理状态或不利方的主观臆测等均不能成为原因。第三，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方法有：1.反证检验法，即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A现象就不是B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现象可能成为B现象发生的原因。2.剔除法。其特点是建立一个拟制的模式，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观察结果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3.替代法，即用其他非妨害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妨害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妨害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4.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妨害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结果的原因。
在主观要件方面，过错是构成证明妨碍的唯一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方具法律之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者举证不能，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果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则存有争议，在台湾地区，目前对此问题明确表明见解之学者，多数承认过失证明妨碍行为之形态，主张即使在过失之情形下，基于前面所考察的“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也应构成证明妨碍。在具体的形态上，则有：“一、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二、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惟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以及三、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 由此可见，过失作为证明妨碍之主观要件亦有其法理基础。
（二）关于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诉讼相对方的程序和实体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的进行，使诉讼成本增加，从而有违诉讼经济和效率理念的确立。因此，诸多国家对证明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就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而言，其一方面与妨碍行为之样态之间有高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确定法律后果的难度大于规范证明妨碍要件。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不外乎：证据毁灭难以确定其证明价值和法律后果中应规制何种规格的制裁。就证明价值而言，基于该证据业已毁灭的现实状况，而无从确定该证据之具体内容，从而也难以更进一步判断：当证据存在之时，将会对待证事实之认定有何种证明作用或者证明价值。此外，确定法律后果应当规制一种与被妨碍人利益受损幅度相当的制裁，如果超过了被妨碍人受损之利益而使其获得额外利益，则有失公正。但同时如果局限于受损之范围或小于受损之范围，则达不到制裁和预防的目的，就会使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制效果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后果对妨碍人的制裁应当适度大于被妨碍人的受损范围从而达到预防证明妨碍行为出现的作用，以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不同主观形态下的证明妨碍应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否则区分其故意与过失则无什么意义。
在规制法律后果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不同类型和不同主观形态的案件应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学者则几乎一致地认同“必须综合考量‘妨碍行为之态样’（特别系主观归责性）、‘该证据之重要性、可替代性’等因素，区分不同之案件类型，课予其不同证明妨碍之法效。” 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后果：一是举证责任转换；二是推定主张为真。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调整证明妨碍行为带来的不平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也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即：“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从这条规定看出实际属于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因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就是最直观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证明妨碍所规制的法律后果即为推定“原告主张成立”。但原告的主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被告持有的证据”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并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证明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此处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并不大。
2、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对于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在台湾地区学界，“目前所呈现之一般见解，则立法原则上之证明度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或‘法官确信’的基点，认为可依归责性之高低，异其法律效果：在因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降低被妨碍人之举证责任至‘低度的盖然性’；在因轻过失之证明妨碍，则降低至‘优越的盖然性’”。 如果证明妨碍绝对地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不公的现象，尤其是在过失造成证明妨碍之情形下，如果绝对地转换举证责任，过于显得不公平。这时如果不予以制裁也会使得过失妨碍人仍然保持着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之心态从而导致妨碍之情形难以杜绝。作为制裁的一种，降低被妨碍人的证明难度，即降低证明标准就能达到此种效果。笔者认为，妨碍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则可使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降低到“低度的盖然性”，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大，遂相应减轻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反过来，如果妨碍人只有较轻过失，则相应地调高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即“优势的盖然性”，因为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遂相应调高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黄国昌：《证明妨碍》，台湾《月旦法学教室》2004年11月第25期。
骆永家：《证明妨碍》，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2月第69期。
黄国昌：《事证开示义务与举证责任（上）》，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4年8月第61期。
黄国昌：《证明妨碍》，台湾《月旦法学教室》2004年11月第25期。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页。
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汤维建 许尚豪：《建立举证妨碍制度，完善证据立法》，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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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昌：《证明妨碍》，台湾《月旦法学教室》2004年11月第25期。
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黄国昌：《证明妨碍》，台湾《月旦法学教室》2004年11月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