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司法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修改，辩护制度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1）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2）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3）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4）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5）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侦查管辖权作出有利于对其人身安全保障的调整；（6）对辩护律师的涉案信息保密权作出了规定；（7）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但是，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模棱两可、存在矛盾，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弥补，以有利于有关辩护制度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实施。
一、凭“三证”会见问题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通过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才能向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才能为其开展有效辩护。为进一步落实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据此，除特别规定的三类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问题在于，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律师会见权无法顺利实现。根据原刑诉法的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其所在单位。而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只规定拘留、逮捕后应通知其家属，删除了原法规定的通知中包括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的内容。但在拘留、逮捕后不告知羁押场所的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其会见人关押在何处，只得向侦查机关了解羁押场所，而侦查机关则可借口法律无规定加以推脱。可见，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存在着不衔接、不协调之处，导致会见权难以保证实现。因此，需要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应当写明羁押的处所。律师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会见时不被监听问题
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笔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三、侦查阶段辩护人是否享有取证权问题
新刑诉法尽管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地位，权利也有所扩大，但对其是否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是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列举式规定，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取证的权利。但是如果对“法律帮助”作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包含收集证据。另外，新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取证，显然不可能获得这三种证据并告知公、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下称《释解与适用》）将“辩护人收集”解释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如果按照该条的前半句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可以收集证据的；但结合后半句规定“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而未提及向公安机关申请，这又似乎只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如何解释以上这些模棱两可的规定，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按国际惯例，侦查阶段的律师是有取证权的。无论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在侦查阶段都有此权利。如在德国，辩护人有权自行调查，只不过他们没有强制取证权，只能以公民身份收集信息。应当看到，侦查阶段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犯罪的关键时刻，辩护律师如果随意取证，确实会对侦查人员带来一定的干扰。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念，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取证权应该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所不同，要有所限制。考虑到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设定在其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因为在会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辩护律师提供一些对其有利的证据线索，如果律师不及时收集，会丧失有利时机，影响其辩护活动的开展；同时，规定律师在会见之后才能开始收集证据，也留给侦查机关一个短期的时间单独开展证据调查、收集工作。
四、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问题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新刑诉法不仅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还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这些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从刑诉法实施的角度看，有的规定仍然不够具体明确。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定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是否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
对此，《释解与适用》将其适用的诉讼阶段解释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但是，对于其中“审判阶段”是仅指一审，还是也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也同样没有明确。笔者认为，这里的“审判阶段”应当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内的全部审判程序。首先，从刑诉法的法典结构上看，新刑诉法第三编是“审判”，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章。其次，由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更需要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就未成年人案件而言，由于不适用死刑，法定法律援助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其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上述案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定法律援助是否适用二审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就可能存在异议。笔者认为，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一审程序毫无疑问应当适用，而且二审也应适用，因为二审的裁判结果既可能改判，但也可能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对于死刑案件，不仅一审和二审适用，死刑复核程序阶段也应当适用，因为在该阶段既可能不予核准死刑，也可能核准死刑。而且，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如果死刑复核阶段的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又没有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那么谈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和意见。死刑案件人命关天，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任何阶段，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法律援助制度。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曾新华)
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
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1]4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功能，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绩效，特制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财政部
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一、基本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贯彻民主理财理念，补助范围的确定、转移支付分配、资金使用与绩效考评等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并广泛征求地方意见后研究制定。转移支付办法和分配结果公开。
（二）重点突出，分类处理。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考虑中央财政承受能力，适当扩大转移支付范围，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三）注重激励，强化约束。实施绩效考评机制，对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和重点民生领域保障力度较大的地区给予适当奖励；对因非不可抗拒因素而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的地区予以适当处罚。
二、资金分配
（一）范围确定
1、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区、海南国际旅游岛中部山区生态保护核心区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2、《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
3、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省区。
对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其他国家生态功能区，给予引导性补助。
不享受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省市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暂不纳入补助范围。
（二）分配办法
1、测算级次。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按县测算，下达到省，省级财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分配落实到相关市县。
2、测算办法。选取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适当考虑人口规模、可居住面积、海拔、温度等成本差异系数，采用规范的公式化方式进行分配。用公式表示：
某省（区、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数=∑该省（区、市）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补助系数+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特殊支出+禁止开发区补助+省级引导性补助
其中：
①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根据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的该省纳入转移支付市县标准支出总额和该省（区、市）标准收支缺口率测算确定。
②生态环境保护特殊支出，是指按照中央出台的重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工程规划，地方需安排的支出，包括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污水、垃圾处理运行费用等。
③补助系数，根据中央财政财力状况及纳入转移支付范围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等因素计算确定。
④禁止开发区补助，根据各地国家层面禁止开发区域的面积和个数分省测算。
⑤省级引导性补助，参照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对省级生态功能较为重要的县市按照其标准收支缺口给予引导性补助。
三、监督考评
省级政府要做好资金分配和监管工作。享受转移支付的基层政府要将资金重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涉及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将定期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和使用效果进行评估。
(一) 资金分配情况。
1、资金到位率。主要考核省级财政是否将该项转移支付资金以一般性转移支付方式及时足额分配给指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涉市县。在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对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支出责任的地市本级，可由所在省（区、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规范的办法适当补助。财政部通过委托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进行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核查。
2、省对下转移支付。考核省级政府对享受该项转移支付市县的财政支持情况。
①在测算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及衡量财政困难程度时，此项转移支付不计入财力。
②在分配省对下涉及农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时，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市县的补助比例不得低于财政状况相同地区的水平。
(二) 资金使用效果。
1、环境保护和治理。财政部将委托相关部门，对享受该项转移支付市县的生态环境质量，采取定期普查、年度抽查以及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绩效评估，每3年对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县域生态环境指标（EI）根据不同类型的生态功能区特点设置，主要包括自然生态指标和环境状况指标两部分（详见下表），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每个市县生态环境年际变化量进行评价。生态环境考评指标由环境保护部负责制定，并会同有关部门实施监测。
生态环境指标（EI）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共
同
指
标
自然生态指标
包括：林地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水域湿地覆盖率、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环境状况指标
包括：SO2排放强度、COD排放强度、固废排放强度、工业污染源排放达标率、Ⅲ类或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特
征
指
标
自
然
生
态
指
标
水源涵养类型
水源涵养指数
生物多样性维护类型
生物丰度指数
防风固沙类型
植被覆盖指数
未利用地比例
水土保持类型
坡度大于15度耕地面积比
未利用地比例
2、基本公共服务。重点评估享受该项转移支付市县公共服务状况。具体指标包括：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每万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口比例、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口比例等。
四、激励约束
根据考评结果，实施相应的激励约束措施。
(一) 对未将转移支付资金按规定方式下达到转移支付范围的省份，责令其改正。
(二) 对省级政府减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市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按照对该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10%进行扣减。出现明显“挤出效应”的省份，酌情加大扣减力度。
(三) 对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地区，中央财政给予适当奖励。对非因不可控因素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按一定比例暂缓下达补助资金，待生态环境状况改善后再行下达；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县市，下一年度将不再享受此项转移支付，待生态环境指标恢复到2009年水平时，重新纳入转移支付范围。
(四)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每万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口比例、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口比例等指标中任何一项出现下降的，中央财政将按照其应享受转移支付的20%予以扣减。多项指标均出现下降的，不重复扣减。
采取激励约束措施后，各地实际享受的转移支付用公式表示为：
某省（区、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际补助数=该省（区、市）此项转移支付应补助数±该省（区、市）奖惩补助数
五、附则
(一)各地应根据本地生态环境保护特点、省以下财力分布情况，研究制定对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连同当年资金分配情况，一并报财政部备案。
(二)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公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生态环境指标变化、分配结果等信息。
(三)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2011年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