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是否构成恶意串通？
社会聚焦 以案说法
（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其中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即属于其中一种。对于此条款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就如何执行问题向来存在颇多争议。有的法律人员甚至认为此条规定过于笼统、而且对“恶意串通”行为难以举证和认定，最好应当取消或避免适用。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保留此条款有相当的必要性。本文从一“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案”谈起，对“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略作一下探讨，希望能得到法律界人士的批评和指正。
一、越权发包土地案简述
此案件发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这里位于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上，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国家唯一生产土地的地方。因为黄河水携带的泥沙每年都要让入海口的海岸线向海中推进几公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出大批的良田。我们案件中所涉及的属于垦利县垦利镇高盖村集体所有的850亩孤岛耕地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土地在形成后一直由高盖村村民集体进行耕种，1981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几年曾一度疏于管理。约在1991年，高盖村的村官就开始背着广大村民以每亩不足人民币五元的价格对外发包上述土地。约在2001年，该村村民委员会通过诉讼形式解除了与该土地原承包户的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本又该重新回到高盖村全体村民手中。然而，对上述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个别村官在一手操纵着，广大村民并不知情。村民们都一直认为土地还被原租户持续耕种着。
而实际上850亩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高盖村的村官高某（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却又背着广大村民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未成立土地承包工作小组、未向村民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的情况下，将上述已收回的850亩耕地以该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当时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共有三人，除村主任高某外，一名委员对此事不知情，另一名委员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以每亩不足人民币20元的价格出租给薛某（承租时非高盖村村民），租期为12年（自2002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8日）。薛某承租土地后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一直是通过对外转包的方式来进行渔利（自2007年始，上述耕地对外发包市场价每亩已经达到530元以上）。
2007年，新的村干部上台后，部分村民便开始要求村官对上述土地组织发包和耕种，原村委会主任（现任高盖村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高某遂拿出上述土地已在2002年3月出租给薛某（现任该村村民委员）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高盖村村民了解到土地又被再次出租或发包的事情真相后，就高某非法出租集体土地之事便开始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部门出面予以解决。有关政府领导也曾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无法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高盖村村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授权村民委员会以“高某和薛某恶意串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签订损害集体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无效合同”为由将高某和薛某告上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依法受理了此案，并迅速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此案。庭审时，被告高某和薛某拿不出就土地出租之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证据，高某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中仅提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字样，且高某当庭承认就土地出租之事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薛某的代理人及其提供证人当庭承认就承租土地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对外进行转包的事实（理由是“合同中约定了可以对外转包”）。高某和薛某的代理律师认为：高某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出租或发包土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土地的出租或发包价格为每亩20元（前五年半实际为10元），比1991年以前村官决定的每亩5元的发包价格要高，故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关于是否举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应当由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新生效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即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解决，即必须由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必须成立承包工作小组，必须公开承包或经营方案，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高某在未取得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以原告名义私自对外出租或发包集体土地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而且该行为严重侵害了高盖村其他村民的平等承包权益和种植权益，属于典型的权力滥用行为和恶意串通行为。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的判决结论是：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高某和薛某订立的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而且认定该《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因为被告人之一高某在签订合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
二、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分析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此越权发包土地案的判决缺少法律和事实依据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高某和薛某两被告“恶意串通”行为不予认定是没有依据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合同法》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明确规定。其中“恶意串通”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是连在一起来规定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合同行为所产生的主、客观方面要件。其中“恶意”反映了合同行为的主观方面要件，“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反映了合同行为的客观方面要件。
按照我们认识事物的逻辑和规律，当事人主观方面的意图或特征是不能由自己主观来证实的（除非当事人自己承认是恶意串通），而必须由其客观所表现的行为或行为后果来具体反映和证实，即客观反映主观，而不是主观决定客观。
即对合同行为而言，是否属于“恶意串通”应当主要看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及行为表现所产生的实际法律后果。本人以为，对恶意串通的构成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具体进行认定：
（一）当事人的经办人订立合同时是否具有法定的职责权限或约定授权。任何法律行为，都是由人来具体操作实施的，合同的订立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商业谈判后最终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是谁在代表当事人作意思表示呢？肯定是由业务的具体授权经办人员或单位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来作意思表示。如果是具体业务授权经办人员，则经办人员必须要取得单位的明确授权，如果是单位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也应当取得法律、公司章程或相应法律文件的授权。如果非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员不具有单位的明确授权，且在非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则构成无权代理。当然、无权代理所订立的合同经被代理人追认后才产生约定的法律效力；正常情况下，非经代理人追认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如果是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越权所订立的合同，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是必然由单位来承担，还应当结合其他因素具体判定合同是否有效。这些其他因素应包括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等。
（二）合同的订立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这里合同订立“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应具体理解为合同订立的程序是否违法和所订立合同的具体内容是否违法。因为从程序上讲，某些合同的订立可能涉及有关当事人双方和国家、社会或第三方的重大利益，必须通过严格的合同订立程序保障才能避免合同内容违法或侵害国家、社会或第三方的利益。如必须通过行政审核或备案的合同、必须经过法定公示要件才生效的合同等。假如合同内容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如此内容的合同按照合同法52条第（五）款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必然无效的合同。该种无效合同的产生也很可能是当事人恶意串通的结果。即故意订立内容无效的合同。
（三）合同的订立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具体确定合同的订立是否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方的利益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这一个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但是，本人以为：此问题也并非属于无法具体量化或把握的问题，司法人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来进行认定：1、是否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积极财产的流失，如按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来处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财产。2、是否侵夺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优先或平等订立合同的机会。如明知第三人有优先权而且同等条件下也会订立此合同却故意背其同其他人订立合同。3、限制或剥夺了合同标的物的合法权利人对标的物的正当使用，如通过合同的订立，使标的物的合法权利人丧失了使用标的物的机会或不能有效正常的使用标的物等。4、标的物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属于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财产上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形式的他项权利等。该种权利的设定可能会危及到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和安全。5、存在其他可能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因素，如存在造成第三方商誉或名誉的损害等因素。
总之，司法审判人员只有在充分考虑此三方面因素的情形下，才能对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作出正确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是通过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和认知事物能力来具体实现的。
三、关于越权发包集体土地应构成“恶意串通”的法律分析。
还以本案为例，高某利用村民委员会职务之便在没有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授权的情形下就集体土地的对外出租或发包事宜与薛某签署《土地租赁合同》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52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规定的情形。其主要事实和理由是：
（一）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由具体的人员来办理的，关于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是由高某和薛某具体操作实施的。该《土地租赁合同》订立时，高某是高盖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高某负责管理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公章；薛某非高盖村村民；合同上有高某和薛某的名字。
（二）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定或约定授权，因为村民委员会行使权力必须有的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全体村民会议的明确授权。很简单，没有法律规定、没有全体村民会议的明确授权或不按法律规定或授权实施处置集体财产的行为就是越权。该《土地租赁合同》中明确写明该合同是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签订的，而实际当时三名村民委员中，一名不知情，一名一审曾作为被告证人当庭就承认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而按照法律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行使权力必须是法定的，国家法律没有赋予“村民委员会拥有直接对外出租、发包或处置集体土地的权益”，也没有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可以代表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会议直接拥有对外出租、发包或处置集体土地的权益”。虽然高某自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但也曾明确承认此出租集体土地行为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取得明确的授权。
（三）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程序严重违法国家基本法律。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基本法律法律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对本集体土地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对外享有优先的承包权利。土地承包方案的调整或对外发包经营或转包行为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经授权后处置集体财产必须遵从集体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程序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的上述规定。
（四）本《土地租赁合同》订立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损害高盖村村民、村集体和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具体表现在：
1、签订因没有经过召开村民大会认可，没有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真正剥夺了高盖村村民对自己土地平等的承包权益和对外优先的承包权益。这种侵害村民对集体土地平等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村民和村民集体利益的最大损害。
2、该《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了“承租方在合同期内，可以转包”条款公然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薛某已按照该违法条款将非法承租的土地进行了非法转包，薛某承租或转包高盖村集体土地的行为没有经过垦利镇人民政府批准，其违法行为再次构成对高盖村村民优先和平等的承包权益的侵害。
3、该《土地租赁合同》的签订剥夺了高盖村全体村民对自己土地的正常种植权利，使高盖村村民丧失了耕种本集体土地的机会。
4、该《土地租赁合同》的对外出租或发包，没有经过正当的公开竞价程序。对外出租或发包价格异常低廉，不仅侵害了集体成员的利益，也侵害了非集体成员作为第三人的利益，且不利于实现集体财产增值或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毋庸质疑，通过我们对“恶意串通”行为构成和本案案情的分析的法律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判定高某和薛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构成典型的“恶意串通”。但是本案审判人员对此“恶意串通”行为却不予认定，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想到此案件的背后可能存在更多不为人知的因素，那我们就不必去猜测或讨论了吧。
宁波市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办法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办法
宁波市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173号
《宁波市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2月21日市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毛光烈
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市区城市河道管理，保护和改善城市水环境，确保城市河道功能完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宁波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宁波市市区城市河道的整治、利用、保护与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市区城市河道，是指东至世纪大道，南至杭甬高速，西至机场路，北至北外环路(其中江北片区向东拓展至江北区行政边界即宁波大学东侧)范围内除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以外的所有河道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市区城市河道的建设与管理，在满足防洪调蓄的前提下，应当结合城市周边环境，注重生态景观建设，综合布置生态绿化、人文景观、休闲娱乐等设施。
第四条市区城市河道划分为市管、区管河道。市、区两级城市河道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五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河道的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办法。市城市河道管理机构受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体做好城市河道的管理工作。
各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和管理机构由本区人民政府确定，负责区管河道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河道规划编制、防汛调度和水资源管理工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市区城市河道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统一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市区城市河道水质监测及定期报告工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河道中具有通航功能的航道的管理工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河道及河道两岸的畜禽养殖管理工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河道内渔业养殖管理工作。建设、海事、规划、国土资源、发改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工作。
第二章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水利、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应符合市区河网水系规划的要求。
与市区城市河道相关的其他各类专业规划应当与城市河道保护与管理规划相衔接，有关专业部门在编制专业规划前，应当征求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八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市、区两级管理的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的规划、扩初、设计、施工等会审会议。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应当参与区管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各类涉河工程项目会审会议。
第九条市区城市河道的规划和建设，应当满足河道防洪排涝、蓄水调水、通航等基本功能的要求，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促使河道水质改善、水体畅通。
第十条市区城市河道上修建桥梁、过河管道缆线和其他设施，应当符合国家、省和市规定的防洪要求及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所确定的河宽标准。桥梁和过河管线的标高应当符合防洪和通航的要求。市区城市河道的河床底标高应当符合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所确定的标准。
第十一条在市区城市河道涉河建设项目实施时，建设单位应当将流经该项目区域范围内河段的整治工程纳入项目计划，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前款所称的整治工程包括护岸、拓宽、疏浚、沟通、景观绿化及其他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所确定的内河设施建设。
第十二条建设单位在组织市区城市河道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通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参加。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项目竣工资料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城市河道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城市河道接收管理要求，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程交接手续。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接收后，按照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分别交由市、区城市河道管理机构管理。
第三章保护和管理
第十四条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为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确定的河道水域、堤防及其绿地控制范围；其中城区河网水系专项规划未明确绿地控制范围的，按照《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中规定的绿地宽度控制范围确定为管理范围。
第十五条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的要求加以妥善修缮，并在遵循保护的原则下予以利用。
第十六条从事跨河、穿河和其他影响市区城市河道功能的建设工程，不得危及市区城市河道安全。危及市区城市河道安全的，建设单位应当立即停止建设，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危害。
第十七条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涉河建设项目、河道岸线划定、挖掘、占用、填埋等行为，应当按照市、区河道两级管理范围分别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申报单位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规划意见、立项依据文件、项目总平面图、施工图、施工方案等审批材料。申报单位应当在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涉河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挖掘施工需要占用市区城市河道及其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按期恢复河道原状。因施工期延长确需继续占用河道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取得许可。
第十八条市城市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涉及城市河道的在建建设项目的跟踪监管，确保市区城市河道及其设施安全。对不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和其他技术标准的涉河建设项目，应当督促建设单位限期予以整改。对市区城市河道范围内设置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阻水设施，分别由市城市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责令设施设置人予以拆除或迁移。逾期未采取措施的，由市、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组织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设施设置人承担。
第十九条市区城市河道沿河地块开发建设时，地块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与河岸线之间的距离应当根据规划要求予以退让。新建宽度15米以上的沿河绿地应当为公共开放绿地；已建宽度15米以上的沿河绿地应当逐步改造为公共开放绿地。与市区城市河道配套建设的沿河公共绿地属于城市河道设施，由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市、区河道两级管理范围分别移交市、区城市河道管理机构管理。
第二十条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开设经营性场所、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等活动时，应当符合市区城市河道相关规划要求，确保市区城市河道及沿河设施整洁完好，并接受市城市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禁止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和扩大排污口以及向河道水体直接或通过雨水管网排放生产经营性污水。
排污单位需要排放生产经营性污水的，应当经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排放的污水应当经过处理并达到国家、省或市规定的排放标准。已敷设城市排污管网的地区，排污单位应当将处理后的生产经营污水纳入城市排污管网。已敷设城市排污管网的地区，居民生活污水应当纳入城市排污管网，不得接入雨水管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区城市河道违法排污行为的监督管理。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擅自将污水接入城市雨水管网排放河道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渔业养殖、畜禽养殖和设置渔网捕捞作业。
对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已有渔业和畜禽等养殖项目，由所在地区人民政府会同市渔业、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采用合理补偿的方式，收回水产养殖证，减少对市区城市河道水体的污染。
第二十三条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爆破、采砂、采石、取土、钻探、打桩、打井、挖掘鱼塘等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堤安全的行为；(二)侵占和毁坏河岸、护栏、泵站、闸门、河道绿化、沿河公共设施、水文监测设施等城市河道设施；(三)向市区城市河道排放泥浆、污水，倾倒工业废渣、建筑垃圾、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擅自设置、移动、扩建雨水口；(四)在市区城市河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等危害水体的行为；(五)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六)在涵闸闸口、泵站进出水口等禁止停船的范围内抛锚停船；(七)擅自遮挡、拆除或移动市区城市河道设施；(八)设立洗车点；(九)在市和区人民政府公告确定的景观河道区域内游泳、洗涤；(十)在市城市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公告确定的禁止垂钓的区域内垂钓；(十一)悬挂、晾晒有碍景观的物品；(十二)其他损害、侵占市区城市河道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市区城市河道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市区城市河道水面保洁、绿化养护、设施维护等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及合同要求，对市区城市河道及其设施进行规范养护，确保城市河道设施完好。
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应当对市区城市河道养护实施监督和考核。
第二十五条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区城市河道水质的管理，确保城市河道水体无恶臭、无异色、无异味，符合河道水体功能区划要求。
市区城市河道水体出现恶臭、异色或异味现象的，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区分情况，按照下列规定分别予以处理：
(一)对由于违法排污导致水体出现恶臭、异色或异味现象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开展执法管理工作，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反馈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二)对由于未及时疏浚导致水体出现恶臭、异色或异味现象的，应当督促市城市河道管理机构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及时予以疏浚。
(三)对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水体出现恶臭、异色或异味现象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开展水体调控，并将水体调控工作开展情况书面反馈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和执法信息共享和管理协作机制。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在查处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违法行为时，涉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依法进行查处，并将查处信息及时反馈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
第二十七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向社会公开举报和投诉的受理方式，便于公众对市区城市河道管理、保洁及违法行为等方面的监督。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和举报后，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在30日内予以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反馈给当事人；对于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告诉当事人向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涉及违反水行政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为的，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涉及环境保护、航道管理、农业管理、渔业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本办法中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的分工，按照市区城市河道管理权限的范围确定。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赔偿由此引起的损失，并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和扩大排污口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排污单位擅自排放生产经营用水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下列规定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予以处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搭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设置沉船、船屋、填堵城市河道等阻碍行洪的行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爆破、采砂、采石、取土、钻探、打桩、打井、挖掘鱼塘等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堤安全的行为的，责令其停止施工，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三)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毁坏河岸、泵站、闸门、河道绿化、沿河公共设施、水文监测设施等城市河道设施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四)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渔业养殖生产或设置渔网捕捞作业妨碍行洪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从事渔业养殖或设置渔网捕捞作业，尚不妨碍行洪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向市区城市河道水体排放泥浆、污水，倾倒工业废渣、建筑垃圾、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擅自设置、移动、扩建雨水口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在涵闸闸口、泵站进出水口等禁止停船的范围内抛锚停船的，责令其立即驶离，当事人不执行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强制拖离，拖离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并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擅自遮挡、拆除或移动市区城市河道设施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九)在市和区人民政府公告确定的景观河道区域内游泳、洗涤或市城市行政主管部门或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公告确定的禁止垂钓的区域内垂钓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垂钓工具，并可以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十)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立洗车点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悬挂、晾晒有碍景观的物品，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5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畜禽养殖场从事畜禽养殖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行为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涉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五条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区城市河道管理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城市河道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市区城市河道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所称的城市河道设施，包括河道的河床、水体、河岸、护栏、泵站、闸门、河道绿化、沿河公共设施、各类建(构)筑物等河道相关设施。第三十七条市区城市河道具体范围可以根据城市发展建设需要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协商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调整。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