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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刑事案件中证人不愿作证的因素
广西警专侦查系委培刑侦 钟钰发

【内容提要】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侦破中，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取证的角度上看，证人不愿作证，不利于查明事实，或给查明事实带来很大障碍，特别是有些刑事案件，正是由于证人“失声”，导致司法机关缺乏证据无法定案，从而使犯罪嫌疑人侥幸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证人不愿作证，不仅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而且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特别在民主和法制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证人不愿作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不谐之音。其主要原因有法律规定不完善，某些组织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统一，证人作证缺乏有力的安全、经济保障以及社会历史原因，致使刑事案件证人作证的极少。作者认为，要解决证人作证问题一要通过法律来确定证人作证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定一个道德的标尺。二要对证人的安全保障、经济求偿权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三要要明确规定证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作证的法律责任，赋予司法机关制裁权力。

关键词：证人作证；现状分析；法律对策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要对付的犯罪分子往往都是极度阴险狡诈或者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可以说要掌握他们的犯罪证据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勇于站出来配合我们公安机关一同打击犯罪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件不合法或不道德的事情是谁干的，当他们在面对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有关受害者的询问时，知情人总是不愿出面作证。对此，有关法学专家和社会学专家指出，证人不愿作证，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见义勇为精神在一些人心中的缺失，同时也凸显了加强证人保护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掌握犯罪分子的作案证据并勇于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案例】东楚网黄石新闻网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2008年7月12日１２时许，一女子在黄石市中心某大型百货商场拎包偷窃时被抓“现行”。但被偷者因怕报复，不敢到派出所作证。现场一市民也认出该女子曾拎走她的包，却不敢当面指证犯罪嫌疑人。该商场营业员王女士说，昨日中午１２时，她与同事吃饭聊天时，听到有人叫她名字，说她的包被人拎走了。回头一看，一女子正背着她的黄色挎包，大摇大摆地走出了１０米远。她马上大叫“抓小偷”。保安闻讯赶来抓住了该女子。 营业员吴女士介绍，当时她看到一名脸上涂抹浓厚脂粉的女子，先站在柜台前四处张望，又拿出化妆镜涂抹了半天。看到一专柜营业员离柜后，该女子迅速拎起一个皮包，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她愣了一下，随后喊人。保安报警后，胜阳港派出所民警带走了该女子。出乎意料的是，营业员王某拒绝指证该女子拎走了她的包。她担心地对记者说，自己在商场上班，害怕这名女子找来报复。在一旁围观的钱女士也表示，今年２月份，该女子曾与一名黑瘦男子到她的专卖店行窃。当时黑瘦男子不停地向营业员咨询，但又始终没买任何东西。两人走后，营业员发现员工仓库失窃。查看录像发现，这名男子转移营业员注意力，而该女子进入员工仓库，趁机拎走员工的手机和提包。随后，钱女士由记者陪着到胜阳港派出所报案，但她不敢与拎包女子当面对质，只远远地看了一下这名女子，最后无声地离开。钱女士称，她也害怕对方到她的店进行报复。　胜阳港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没有证人作证，无法对这名女子进行惩罚。他呼吁，市民要勇敢指证犯罪嫌疑人，这样才能有效惩治罪犯。
一、刑事案件中证人作证的意义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作证，是现代刑事案件侦破的基本要求。证人的证言往往会成为破案的关键因素，能有效的揭开犯罪分子试图蒙蔽的犯罪事实。只有证人勇于配合，我国的刑事案件侦破才能沿着健康光明的道路前进，才能对刑事案件侦破起到促进的作用，才能有效的抑制刑事案件的发生，更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只有证人作证，才能使案件的证据得到很好的串连，才能真正使案件的重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证人的指证能使事实和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其次，证人的指证能有效地为警方作出正确判决提供更加可靠的根据。警方只有在对事实的掌握有充分自信的基础上，才能独立地对案件进行果断的判断。证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勇于作证，能有效的抑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大大节约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
二、刑事案件证人不愿意作证的因素
证人不愿作证，既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其主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传统历史文化、当今的立法、执法及证人本身的素质等四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有许多精华的东西，但也有少数糟粕，有的人不讲原则，不加分析地一味推崇“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观念，当他明明知道某件不正当的事情，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情是某某人干的或当时他就在现场，当有关部门向他调查取证时，他却怕得罪人，闭口不谈，甚至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其次，我国目前的立法多强调证人的义务，而忽视了证人的权力，证人的义务和权利不对等，对保护证人的合法权利等方面不够充分，导致有的证人不愿作证；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健全，比如，无论是涉及刑事或民事案件，证人作证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作证意味着担风险，惹麻烦，况且，法律上至今仍没有明确规定对证人采取救济或补偿措施，无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执法过程中，个别办案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和作风不踏实，令证人反感，使得不愿作证；此外，目击者不愿作证现象，对许多人来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人们往往会回避矛盾。由于有的证人本身缺乏正义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有的即使有一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想作证，但其心理素质不好，担心作证后遭到各种非议甚至受到打击报复等等，这也与一些地方对黑恶势力打击不力有关。
（一）从证人本身角度出发，分析其不愿作证的心理因素：
1、明哲保身心理
产生这种心理的证人一般抱着比较消极的处世态度，法制观念淡薄，不知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表现突出。
2、惧怕心理
安全是人的心理需要层次之一。没有危险，能保障生命及财产不受侵害，这也是证人作证的一种普遍心理现象。目前情况下，社会形式犯罪活动较为猖獗，犯罪分子为非作歹，气焰嚣张。有的案件中，证人对犯罪行为事实作证后，犯罪嫌疑人及其余党、同伙对证人进行疯狂地打击报复，有得的甚至祸及证人全家。而公安司法机关有时对证人又不能实行很好地保护，致使有些证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不法侵害，甚至有的证人打击报复后，也不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这样，那些曾经因作证而受到打击的人就心灰意冷，下次不敢再作证，也会使了解这种情况的其他群主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并引以为戒，在别的案件中也不愿作证。灵位证人在作证前收到威胁、恐吓等也就不敢出面作证，这种怕受报复而不作证的心理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3、抵触心理
这一点是指侦查人员讯问证人时，如果工作方式运用不当会是证人产生对立情绪而不作证。在实际工作中，对证人试试不正确的讯问方式，甚至不尊重证人的人格，如对证人言语粗暴、态度蛮横，甚至以暴力相威胁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证人产生抵触、对立情绪而拒不作证。
4、得失心理
证人作证耗费时间、精力，作证的来回交通费、食宿费需自己承担。这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沉重，但对于收入比较低生活困难、或收入很高时间十分宝贵的人来说，如下岗职工和私营企业家，都是值得衡量的选择，况且这是一个无端的支出。支出了没有回报，而且有可能是负回报；不支出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在此情况下，证人不作证也就不足为怪。
5、抵触心理
在很多群众心目中与警察打交道是件挺不光彩的事，甚至大人教小孩都会说：“你不听话就叫警察叔叔来抓你！”所以有这样的心理也不足为怪，再加上很多公安干警的服务态度也有待加强，这样就跟疏远了跟群众的距离，在办案的时候要证人为自己提供帮助也就难上加难了。
三、解决刑事案件证人不愿意作证的对策
证人不愿作证，反映了见义勇为精神在一些人心目中的缺失，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全和完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之音。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进一步树立起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作证？
证人不愿作证，我们不能片面指责，而要客观对待，尽管目前我国对证人保护的法律法规虽有一定框架，但仍有一些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应建立一套保护证人的程序和相关的法律依据，例如对哪类的证人应采取哪种保护措施？如有证人因作证而遭受人身侵害和财产损失时，又有哪些有效而又合理的补偿机制？我国目前还没立专门保护证人权益的相关措施，另外，证人出庭作证所耽误的时间由谁来给予补偿等应完善。有的地方在执法上，仍存在不严和打击不力等现象，要坚决贯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当前一些地方对黑恶势力打击不力，导致黑恶势力活动猖獗，严重侵害一方群众的利益，令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也严重地妨碍了出庭作证这一制度的实施。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依赖观念的支撑，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淡薄，公民视与公安机关合作破案作证为耻，那么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付出的大量保障证人作证的工作往往会徒劳无功，也使法律上的制裁条款失去效用。因此彻底改变证人不愿作证的现状，必须标本兼治。其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以消除证人不愿意指证的消极心理，强化证人正确的作证观念，让公民愿意作证、敢于作证。同时，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鼓励公民积极主动作证，坚持维护证人的权利。其二、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证人、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建立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保障证人作证，不仅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社会各界也有支持证人作证的义务。
通过法律的规定，再次明确证人配合公安机关指证嫌疑人的权利与义务，并把它上升到法律责任的高度，对于不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证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给予拘留或罚款等方式的惩罚。对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案的证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奖金或者精神上的奖励，以此来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同时还应在规范警察的文明执法，开展警民交流活动，拉近警民的关系。
此外，在采取措施对证人作证进行司法保护的同时，应建立一定补偿机制，在弘扬社会正义和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也应有建立有效地证人保护制度和激励性的证人证言采信制度，证人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才愿意作证、敢于作证，也才能在全社会造就起让正义行为发扬光大的道德风尚。
【结语】研究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特征，必须首先掌握证人的自身特点，特殊经历。在实际工作中，被讯问的证人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侦查讯问人员要切实了解证人的心理状态，掌握证人的心理特点，利用心理学这把钥匙，打开证人的心理之窗，充分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让证人为我们提供情况。另外，应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证人作证过程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接触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总之，我们要根据证人各自的心理特点，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让证人提供其所运载的一切犯罪行为信息，以便更好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



参考文献：

【1】奚居仁，《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分析》，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5，5（1）
【2】郝占川，《案件证人拒证心理障碍探析》，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3）
【3】吴中林，《证人心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摘要：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发案率较高的犯罪。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讨论。由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性和实际案件的复杂性，自首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谈起，就目前交通肇事罪存在的理论争议进行分析，理论界主要存在的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及肯定论中分化出的狭义说、广义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并贯穿于三个量刑档次。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而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其次通过分析实践中的几个具体案例，结合实际阐述交通肇事罪自首的应用，从而阐明我国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本意，以期促进司法上对交通肇事中自首制度的适用。最后结合目前的实践情况，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与交通肇事罪相关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交通肇事罪的自首适用、量刑等方面进行明确细化的解释，使司法实践中的地域差异性减少，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司法目的。

　　一、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问题

　　（一）关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

　　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在总则中对自首制度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由此可见，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1、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 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主动向司法机关或者个人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进一步交待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理论争议

　　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着讨论。对于交通肇事罪中是否存在自首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论者认为，自首是不存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因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之列，不应认定为自首并于以从宽处理。

　　持肯定论者认为，交通肇事罪和其他分则罪一样，可以成立自首。

　　本文认为，否定论提出的理由难以成立，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个犯罪。除非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否则刑法总则的规定就必须适用于分则。因此，《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并没有排除自首制度的适用。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l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据此，否定论认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再次进行自首认定为重复评价。

　　但在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可能同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并不相互否定和排斥。行政法规定上述义务的目的与刑法规定自首的目的不同，行政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刑法规定自首的根据：一是因为行为人有悔罪表现，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法律理由）；二是为了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政策理由）。所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行政义务，并不意味着对自首的否认。

　　进一步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并不完全等同于刑法上的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设定的义务是“报案”而不是“自首”，交通事故发生后只要及时主动向有关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事实即认为车辆驾驶人尽到了“报案”义务，报警后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并不完全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肇事者自动接受交警处理的意愿表现。若当事人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但不承认自己肇事，或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那么当事人确实履行了行政义务，但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只有当肇事者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的行政义务又同时符合自首条件时，即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因此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问题。

　　肯定论者提出的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因交通肇事罪在立法上分为三个量刑档次，肯定论又分化为三种认识：

　　1、狭义说。交通肇事罪是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自首一般只存在于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中。

　　2、广义说。自首存在于交通肇事的各个阶段，贯穿三个量刑档次。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的构成自首，而肇事后积极进行抢救并向有关机关投案的，也应当认定为自首。只要行为人肇事后有主动向有关机关或人员报案并听候处理的情节，就应认定为自首，予以从宽处理。肇事后畏罪潜逃，后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并接受审判的，同样应认定为自首。只在从宽处罚的幅度有所不同。

　　3、折中说。交通肇事罪分为逃逸后的自首和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肇事后逃跑又自动归案的自首即狭义说中的主张；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则窄于广义说的主张范围。逃跑后又自动归案的自首是一般情形，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是例外。

　　狭义说和折中说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行政法法定义务排斥自首的适用，将自首的适用禁锢于逃逸之后，上文已经论述过，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折中说中所主张的“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不仅要考虑案发现场的具体情况，还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和操作。

　　201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不仅严格了认定程序，还明确了从宽处罚的幅度。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因为这种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所以应当认定为自首。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同时也是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所以，对其是否从宽、从宽的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至于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表明，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如实供述的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虽然自首行为的内容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有部分相同，但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同时进行的，不影响对自首行为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