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比较研究
段明学
本文所说的“西方”，是一个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西欧各国，而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国。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对象，考察政治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竞争起源于西方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全面转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制度的建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背景的综合产物，不管这种背景是属于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发的或外化的。” 政治竞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条件不仅是政治竞争产生的条件，也是非西方社会移植政治竞争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经济因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曰发展政治学及其代表人物诸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实证方法通过统计资料对欧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后揭示出一个历史事实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用达尔的话说，就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一般的竞争政治，尤其是多头政制中的竞争政治的出现率有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产生竞争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这种概率就越小。
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政治竞争的产生正是缘自经济发展的推动，确切地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西方国家是内生型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促进了这些国家迅速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海外殖民扩张不仅增长了物质财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使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成为现实。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逐步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国家不再无限制地干预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不允许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须的范围内。” 一个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基础性条件。（2）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集中体现为各个集团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政治竞争是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3）市场经济内含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价为原则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利、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的惟一尽度。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无论是画家的劳动还是樵夫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个阶层和集团都有竞争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所以，“政治竞争从原则上说来，是经济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逻辑结果，是从人们享有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中引申出来的。”
（二）政治因素
从政治因素看，政治竞争的产生与代议制、政党制、选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资产阶级原本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受压迫阶级，他们对专制、暴政有着强烈的恐惧。在用暴力摧毁封建政治结构之后，资产阶级不是用更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资产阶级深知，统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义，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在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时，始终坚持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防止专制和暴政，二是发展民主。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建立了权力分立与制约的机制，对防止权力专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鉴于现代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建立了代议民主政体。历史地看，代议制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最初，议会只是一个供国王咨询的机构，只有一个等级：贵族。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深入，议会的成分不断扩大，扩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权力也不断下移。正如顾准所说：“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断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一方面，议会将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无限权力缩小到不充分的权力，人民不再拥有直接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极少数公共事务除外），而是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议会又成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平斗争的舞台。议会以多样性和不同政见为基础，在议会中，代表同一阶层或利益集团的议员自然结成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主要力争成为议会多数，以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执政者赶下台。于是，这些政治派别最终走出议会发展成为政党。政党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它是“在政治空间展开‘共同竞争’的组织（在‘竞争’与‘对抗’中表现存在的根据和生命源泉）”，“他们吸收和动员游荡于政治领域的各种利益及思想，并试图以这种力量为依托去夺取政治过程的持续支配权。” 政党始终以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争夺国家权力为目标，离开了国家权力，政党几乎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当然，政党并不是以武力夺权，而是在选举中夺权。所以，政治竞争与选举活动密不可分，“甚至说，选举制造成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也许不算过分。围绕着议会或总统的选举，各政党才有竞争的目的、竞争的理由和竞争的内容。”
（三）文化因素
从文化因素看，政治竞争与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世俗化，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曾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域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条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 简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成为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也不受神权的控制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与这种神权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整个社会都拘伏于神学政治的囚笼中。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这种极其独裁与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广大民众不仅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而且被驯服为一种政治动物。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神权政治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中开始向神权政治发出挑战，从而启动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进程。先是发端于意大利并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继之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形成了对神权政治的强烈的冲击波。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斐逊、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不仅抨击了神权政治，抹掉了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义，而且论述了国家、政治社会、政府和法的起源与形式，使国家、政治、法律等问题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较高的世俗化时代。在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和选举的权利；在政治结构方面，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较高的权威，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其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的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人民不再是专制体制下的被奴役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兴阶级的崛起，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的成熟，以个人权利、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任何一个条件，政治竞争都不可能产生。
二、西方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
西方政治竞争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尔蒂认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双重的竞争过程：其一是普选中党派之间的竞争，其二是这些党派内部政治家们争取党内领导权的竞争。” 此外，利益集团、智囊团等政治组织作为政党的后援力量，对政党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是政党竞争的必要补充。
（一） 政党之间的竞争
现代西方国家都存在数个政党，但由于各国的政体、政党的力量对比、具体政治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等因素，政治竞争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点是：典型的两党竞争。在英美，虽有多个政党存在，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由两个最大的政党（目前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而美国两个最大的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政。其他政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同时，两党执政也勿需它们的支持；因而，其他政党基本上无缘进入政府，即使执政党出于某种目的或发于善心起用其他政党人士入阁，也不能称之为联合政府。
英美两党竞争均发源于议会中的党派分野。自政党形成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发生政党间的分化组合，但总的情况是大党分裂为小党后又由众多的小党组合成大党或者一个政党崛起而取代另一个政党，因此政治舞台上见到的始终是两个大的政党。它们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玩着翘翘板游戏。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多党执政却极为罕见。在英国，曾一度出现第三党冲击两大党的情况，但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在美国，两大党以外的其他党基本上不构成对两党地位的威胁，两党执政可谓稳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据西方政治学者分析，主要缘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两党制均产生于相对多数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第三党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国的单一行政长官制也有利于两党的形成和发展。总统职位通过总统选举产生，而不受各政党在国会占有席位多少的影响，总统选举人团的产生是“胜者全得”，要么获胜，要么失败，因而引起政党的两极化。在美国，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各州州长、各州议会的选举均采用相对多数制，这也有利于巩固两党制。（2）历史二元因素。两党制是美国社会结构利益双元性的产物，美国建国初期以来每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几乎都是二元、两面的。围绕宪法的批准出现的东部商业利益和西部农业利益之争导致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产生。经济利益之争也导致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及其种植园经济而产生分裂，由此形成两大阵营。20世纪城乡利益的冲突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锋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两国选民观点中庸、适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协，视政治为妥协的艺术。两国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协的必要性、短期实用主义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条主义的务实性。另一方面，在两国社会的根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国民认可洛克和麦迪逊关于个人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拥有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很少有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政党之争不在于选择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样分配资源和财富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英美保持两党制的基本因素不变，即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不变，英美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英美长期以来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的特点是：多党两极竞争。所谓多党两极，“即在多党制的前提下，各个政党依其观点、政策的不同而形成两大对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个中心党”。 目前，在法国，主要是以四大党为主构成左右两大阵营、右翼以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为主（保卫共和联盟是中心党）；左翼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社会党是中心党）。活跃在法国政坛上的主要是这四大党。
法国政党两极化形成于第五共和国时期。这种格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农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为政党两极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是宪法确定的政治制度对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新的选举制度促使了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新的政党联盟的形成。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政党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进作用。尽管两大政党联盟内部各政党力量的分化组合时有变化，但总体格局一直在议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稳定性作用：两大派左、右观点鲜明，彼此对峙，相互制约；四大党则通过组成两大派的政党联盟方式，左右法国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党联盟均无力与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国多党竞争带来的政局不稳的弊端，有助于第五共和国政局相对稳定。从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数次出现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产党和社会党分裂，导致社会党在1986年议会选举中丧失多数，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为总理，这种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现。1996年，希拉克总统为了改变右翼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微弱多数的局面，决定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结果保卫共和联盟惨败，社会党大获全胜，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总理交椅，实现了第五共和国以来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现在。按照戴高乐创立的第五共和国执政传统，由同一政党派别或政党联盟控制总统、议会和政府，建立总统的多数派，是保证总统充分行使权力和维护政府稳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党联盟共治是法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现象，是法国多党制下各种力量互相斗争和妥协的特殊产物。80年代以来，在法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两大派四大党政党格局中出现了以党派林立和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党派多元化现象。一方面，以绿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以及中间党派纷纷崛起，极右翼、绿党和中间党派势力得到加强，传统两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两大派在选举中都开始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极力拉拢这些政党的选民。另一方面，新的党派多元化现象并未改变法国议会多党中无一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基本特征，在竞选和组阁中，仍然是利害相关的政党组成左、右翼两大政党联盟进行角逐。
3.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的特点是，三角均势、两极竞争。这种政党竞争模式是联邦德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联邦德国首届议会选举中，总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等11个政党进入议会。其中所获选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获31％，社会民主党获29.2％，自由民主党获11.9％，德共获5.7％，其他各党得票均不超过5％。这个情况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几乎势均力敌，谁都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单独组阁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党支持谁，谁就可以组阁。结果，基民盟--基社盟联合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69年第6届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但也未获绝对多数，于是，便与第三大党即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并成了主要执政党，而第二大党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当在野反对党的角色。由此开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第一次轮流执政。在以后历届政府（包括1990年德国统一后组成的新联邦政府）中，尽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选举制度等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两大党中谁也不能强大到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自由民主党是小党，一般占有不到10％选票，但却在两党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以来，除1966－1969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党一直与其中的一个大党联合组成政府，其地位也较为稳定。这种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可以说是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政局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党作为一支新秀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在1983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获得了5.7％的选票，28个议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联邦议院中第四大党，从而打破了联邦议院长期存在的由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党主宰的局面。绿党的崛起使自由民主党的长期执政伙伴地位发生动摇。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首次联合绿党组成了所谓的“红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总理，开始了两极对垒的新阶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点是，一党独大，多党竞争。这种模式形成于1955年第二届鸩山内阁时期，在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占有众议院511个席位中的299席，不仅是第一大党，而且拥有了超过半数的优势，可单独执政；社会党占有156席，是第二党，此后的历届众议院选举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党总以稳超半数议席而长期执政，社会党始终占1／3议席而位居第二大党地位，充当反对党角色。这种既不同于欧美式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般一党制的制度，被人们称为“五五体制”。这种体制持续了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其他政党如社会党、日共等革新势力和公明党等中间势力始终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无一政党可单独与自民党争雄。
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它得到财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植，并与政府官僚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以财界意志为基础，并以自民党为政治代表，通过立法、行政等措施，经由官僚机构付诸实施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钱统治体系。二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垄断财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国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其统治的相对稳定。三是，在野各党普遍力量弱小、基础薄弱，常常因为意见分歧而彼此勾心斗角，无法实现步调的统一与共同合作，从而有利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长期垄断政治都必然会积累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党也是这样。这突出表现在日本“金权政治”腐败沉疴久治不愈，政治丑闻接连不断。日本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钱权政治；日本政治的腐败，首先表现为执政党的腐败。自民党一直信奉“金钱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金钱”的方针，因此，围绕钱、权问题，自民党内贪污、受贿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中选区制，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分为200多个中等大小的选区，每区设有几个议席。同一政党可以有数名候选人竞争，相互间不是靠政见取胜，而是凭经济实力较量，政治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自民党的腐败严重损害了它的执政形象，削弱了自民党的整体实力。终于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只获233席，不足半数而下台，由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及新成立的政党组阁执政。至此，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成为历史。近十年来，自民党虽然也曾获得了单独执政的机会， 但现今的自民党已不是从前的自民党：日本向多党联合轮流执政方向发展的趋势，似是很难扭转了。
（二）政党内部的竞争
前文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党竞争的概况，其实，各政党内部也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乃是一种必然现象。政党内部的竞争既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又是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原因
西方政党内部出现派别竞争和派别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诚如麦迪逊所说的，造成政党内部派别竞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体制内的政党都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很难具体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于是，这些集团便千方百计地在政党内部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细。所以，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通过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进行粗线条的宏观调整，而且还需要各政党内部的派系活动和派别组织进行细线条的微观调整。”
2．政党内部竞争的表现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主要体现在：
第一，争夺党内最高权力。欲登上总统或首相（总理）宝座，必先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在党内出不了头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国家权力顶峰的。” 在美国，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该党的当然领袖，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预选。如1860年，民主党在南卡罗的查尔斯顿举行代表大会，经过57轮投票，也未能产生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尔后又在巴尔的摩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两次投票，才决定提名道格拉斯为候选人。1924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更是进行了103次投票，才决出候选人。在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内的多数党领袖担任的，谁成为多数党领袖，谁就可以上台执政。因此，多数党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引退，6位内阁大臣竞选工党领袖，经过三轮投票，詹姆斯·卡拉汉才当选并继任英国首相。日本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自民党总裁人选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间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后交易，它们甚至采取造谣诽谤，恶意中伤的办法打击对手，抬高自己；通过封官许愿、金钱贿赂、挑拨离间，暗挖墙脚的手段削弱对手，壮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竞争。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竞争，谁能够提出最受选民欢迎的政策，谁就有希望上台执政。在政党内部，政策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政党由于对政策的取向而分为不同的派别，如美国两党内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鸽派和鹰派。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党内部就开始出现一些派别组织如星期一俱乐部、塞尔斯顿集团等。这些集团往往各执一种政策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的政策就是各政党、各政党内部各派别讨价还价、反复竞争的结果。如阿尔蒙德所说，“英国的政党是许多具有各种政策偏爱的集团的联合。一个政党在采取坚强立场之前党内的各个集团相互竞争以决定全党必须据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争夺党内的其他重要职位。这在日本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英美，党内的职务并不十分重要，除政党领袖出任首相总统外，其他职务几乎不为人关注。党内的“精英”纷纷在政府谋取高位，谁也不把党内的职务放在眼里。日本则不同，日本自民党内部的高级领导职务十分显赫，不亚于内阁大臣，除自民党总裁兼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其他人员一般都不兼任党政要职，但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高。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被称作党内三巨头。总裁就经常从党内三巨头中特别是干事长中遴选，而没有担任党内高级职务的人很难担任总裁和首相，所以，党内高位对一切有心问鼎首相宝座的人都有吸引力。争夺党内重要职务成为日本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
3．政党内部派系竞争的后果
西方政党内部的竞争无论对政党本身，还是对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政党内部的竞争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如前文所述，现代民主政治是宽容的，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国麦克唐纳背叛和分裂工党，组成联合政府，在专制政治下，这是无法容忍和难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专制政治下，麦克唐纳不要说当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党，分裂国家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的罪名。” 其次，政党内部的竞争在统治集团内部起到了某种必不可少的制约和协调作用，可以避免党的大权落入某个集团之手，可以避免领袖个人独断专行（如指定接班人，实行变相的世袭制）和思想僵化，从而使政党能照顾到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最后，政党内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竞争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党内部派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自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形成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政党内部的竞争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当然，政党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政党组织涣散，权威缺失、助长政府不稳定等后果，解决的办法不是压制内部竞争，取消内部竞争，那样只能使一个政党褪变为专制主义政党，而是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正如麦迪所说“既然派别的潜在根源植根于人类的本性”，那么，对“派别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疗剂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努力控制它们带来的后果。
（三）利益集团、智囊团和政治竞争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要在政治竞争中取得执政权，必须拥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战胜其他政党的实力和基础，这种实力和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政党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二是政党积极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就前者而言，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政党的“后援力量”，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靠山。与政党一样，利益集团也是利益多元化的产物。它与政党的区别在于，政党的目标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而利益集团通常“寻求获得具体的、相对较窄的政策优惠，只是有选择性地影响政策，其目标并不是赢得政治大权。” 利益集团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通过支持政党，并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施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党一般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利益集团和势力范围。英国工党和工会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如理查德·罗斯所说：“英国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工会，是与政党政治高度结合的。在工党内，工会提供将近90％的党员，党代表大会85％以上的选票以及85％的收入。工会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8个席位中的18个，并包办1／3以上的工党议员。” 与之相对照的是，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商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保守党与工党的政治竞争中，工商业集团始终站在保守党一边，“工商集团与保守党之间没有正式的机构联系；支持主要是采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国，民主党与“劳联---产联”的关系尽管不及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那样紧密，但民主党仍然在“劳联---产联”中获得了大大高于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
有组织劳工与总统选举
劳联---产联的成员总数 16，000，000
国务院关于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2年12月29日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生物产业是国家确定的一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推进我国生物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编制本规划。
一、现状和形势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生物技术和产业呈现加快发展的态势，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对发展生物产业作出部署，作为获取未来科技经济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推动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十一五”以来，国务院批准发布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和《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大力推进生物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产业化，一批生物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相继建成，治疗性疫苗与抗体、细胞治疗、转基因作物育种、生物能源作物培育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人用高致病性流感疫苗、分子诊断试剂、超级水稻、聚乳酸等一批创新产品得到推广应用，产业化项目大幅增加，市场融资、外资利用和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生物产业产值以年均22.9%的速度增长，2011年实现总产值约2万亿元，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产业初具规模，出现一批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大型企业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大品种，我国在生物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和市场应用等方面已初步具备一定基础。当前，我国面临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食品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挑战，为保障人口健康、粮食安全和推进节能减排，亟需加快新型药物、作物新品种、绿色种植技术、生物燃料和生物发电、生物环保技术、生物基产品等开发培育和推广应用。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生物产业还存在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市场准入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科研与产业结合不紧密、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具有创新活力的小企业群体等突出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进生物产业发展。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面向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以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产业内生发展能力为主线，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企业主体作用，着力优化政策法规体系，营造产业创新发展环境，着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现代生物产业体系和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生物产业高端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高品质发展。加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加快生物科技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逐步提高原创能力。大力发展新产品和新业态，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高附加值产业链。强化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推广先进质量标准，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企业主体地位。营造促进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产学研结合，激励企业开展重大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和推广应用。
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增强生物产业基础和共性技术对新业态、新产业的支撑能力，增强重点领域上下游配套能力及重点领域间的协调发展能力，大力促进专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发展延伸服务，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整体协调发展，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和层次。
坚持国际化发展。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针对生物科技创新、新业态发展与金融创新结合紧密的特点，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推动优化配置全球生物技术、人才、资本、市场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2015年，我国生物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到2020年，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体目标包括：
结构布局更加合理。生物产业重点领域实现全面发展，新业态健康成长，重点区域实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自身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形成，主要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明显提高，获得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大幅增多，境外授权专利数量显著增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得到广泛应用。
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2013—2015年，生物产业产值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生物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10年翻一番，工业增加值率显著提升。
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形成较完善的生物新产品、新技术市场准入、价格形成、市场监管等管理体系，建立鼓励创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激励政策体系，完善行业公共服务、生物安全保障和产业统计等服务体系。
社会效益加快显现。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得到广泛应用，生物产业对改善人口健康、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作用明显提升。
三、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
（一）突出高品质发展，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和增强产业竞争力为目标，组织实施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等行动计划，通过完善新药研制基础支撑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开展产业化示范应用、加强先进技术规范推广应用和完善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管理能力，加快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物、中药等新产品与新工艺开发和产业化，增强区域支撑配套能力，积极推动行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2013-2015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推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投放市场，形成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提高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度和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1.大力开展生物技术药物创制和产业化。促进疫苗升级换代，重点推动新型疫苗（包括治疗性疫苗）研发和产业化。加速治疗性抗体等蛋白质和多肽药物的研制和产业化，促进核酸类药物发展。加快长效注射剂、非注射给药系统等新型制剂技术及产品的开发。促进血液制品综合利用水平的升级，支持重组血液制品的研制和产业化。发展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新技术与装备。支持抗体规模生产、新型生物反应器和佐剂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生物技术药物高品质规模化发展。建设生物技术药物发现、评价、检测、安全监测等公共技术平台，完善生物技术药物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生物技术药物的质量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生物技术药物企业和产品通过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认证，提高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专栏1 生物技术药物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形成支撑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的先进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一批多功能、符合国际标准的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与科技重大专项衔接，建立国家人类重大疾病相关基因资源库、支撑生物技术药物研发和生产检验的菌株库、细胞库和毒株库；建设生物技术药物细胞表达和产业化研发平台、生物技术药物检测和表征共享技术平台、动物细胞培养产品的安全检测平台。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生物技术药物安全监测体系。
产业化示范：依托企业建设多功能、符合国际标准的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建设治疗性抗体药物、蛋白质和多肽类药物、新型疫苗产品的产业化示范工程，突破一批规模化生产、制剂、质量控制关键技术，促进一批新品种投放市场，开展国际资质认证，形成示范效应。
政策配套：优化审批程序，强化生物技术药物监管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生物技术药物纳入医疗保险产品目录相关政策。
2.推动化学药物品质全面提升。围绕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恶性肿瘤、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神经和精神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加速化学创新药物的产业化，高品质开发通用名药品，开展基本药物临床使用综合评价。重点推进缓释、靶向、长效等新型制剂研发和关键工艺技术产业化，鼓励新型辅料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应用先进的生产管理规范，提高我国制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制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推进绿色制造和过程控制等新技术的应用，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强化我国原料药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提高产业集中度，完善国际认证服务体系，完善特色化合物库、测试和评价共享平台等创新支撑体系。
专栏2 通用名药品高品质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与科技重大专项衔接，形成通用名药品原料药和制剂质量提升和国际化支撑体系，实现一批药品的高品质规模化发展，推动一批制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建设杂质样品库和药用原、辅料数据库；建立综合质量评价实验室，建设微乳、脂质体、缓控释等新制剂关键技术平台，建设已上市药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平台。
产业化和国际化示范：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集约化制剂和药用辅料生产基地，开展绿色生产工艺和先进控制技术的应用示范，推动一批产品通过国际认证，带动全行业制剂品质提升。扶持一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产品的高品质生产，保障临床需求。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药品招标机制，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升药品品质，推行药品原、辅料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建立药品参比制剂遴选指南和目录。
3.提高中药标准化发展水平。以中药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应用为核心，加速规范化中药材基地建设，推动道地中药材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无公害规范种植，促进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建立健全中药材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的工艺标准、质量标准和操作规范，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中药材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加大中药制药过程的关键技术开发和推广，提升装备制造水平。打造一批从原料药材到药品的中药标准化示范产业链。加快作用机理明确、物质成分可控、临床疗效确切、使用安全的中药品种的开发，培育现代中药大品种。 专栏3 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
目标
形成中药标准化支撑体系，推动一批重点产品的标准化。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建设常用中药材的基因库、标准实物库、化学成分库和指纹图谱库，构建质量检测技术平台。
重点产品标准化示范：建设中药材无公害种植与产地规范加工、中成药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标准化的产业链；开展中药溯源检定和过程控制技术的应用，推动质量提升和标准统一的重点产品示范，建立系统、规范、严格的质量体系，提高中药行业标准化水平，促进中药国际化发展。
政策配套：对质量标准提高、用药安全显著改善的中药，研究制定优先纳入医疗保险目录等优惠政策。
（二）突破核心部件制约，促进生物医学工程高端化发展。
围绕预防、诊断、治疗、手术、急救、康复等医疗、家庭和个人保健市场的需求，组织实施高性能医学装备产业化行动计划，支持以优势整机制造企业牵头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大力推进生命科学技术与数字化、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重点研发核心部件、基础材料和关键技术，发展高性能医学装备、高质量组织工程植介入产品和康复产品、先进体外诊断产品，显著提高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到2015年，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年产值达到4000亿元，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培育一批高端化发展的生物医学工程制造企业。
1.推动高性能医学装备规模化发展。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推动产学研医深度结合，优先发展高性能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活体检验、体外诊断等医学装备及核心部件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促进高分辨率、低剂量、多模态、数字化和一体化的医学影像装置的产业化发展。推动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全数字医疗集成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大力推进精准、微创外科和放射治疗中虚拟仿真、精确定位、智能反馈、光学成像等新型技术和装置的产业化，促进无创、低负荷、穿戴式等先进医疗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和应用。推进生理监测、生命支持、血液净化、物理治疗、家庭保健等新型数字化生物医学工程产品高品质、规模化发展。发展先进的医疗器械产业链，提高市场竞争力。
专栏4 高性能医学装备产业化行动计划
目标
建成先进医疗器械特色发展产业链，建立生物医学工程产品协同开发、设计、集成制造等在内的产业链发展联盟，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创新发展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主要内容
高性能医疗设备：大力提升正电子发射探测、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平面换能器等核心关键部件专业生产能力，形成正电子－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仪（PET-CT）、磁共振成像仪（MRI）、医用加速器（MLA）、内窥镜（ES）、超声成像仪（USI）等高端医学装备的核心部件和整机生产能力；发展新一代微创、无创和全科诊疗设备与检测设备、外科手术器械和机器人。
医院数字化系统和远程医疗装备：加快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融合应用，加强医院数字化系统、远程医疗系统、个体健康信息管理系统等关键技术的研制和产业化，提供集成化、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新型通用医疗仪器设备：推动生物传感器等新技术的应用，研制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体外诊断系统、医疗仪器和康复器械。
政策配套：研究建立大型仪器诊断服务社会化的管理机制，鼓励开展租赁、托管等新型商业模式。完善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技术审评体系、安全性评价、第三方评估机制、临床试验管理法规和相关标准，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安全推广使用。研究制定鼓励性定价、医疗保险等政策。
2.加速高附加值植介入材料及制品的产业化。推动仿生医学、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与生物技术的融合，促进新型高生物相容性医用材料的研制和产业化。开发以药械结合、分子设计学为技术特征的植介入体设计和制作关键技术及其精密加工装备和生物反应器，推动新型生物医用材料及相关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发展。针对血管、关节等疾病置换、修复的不同临床治疗需要，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涂药支架、人工瓣膜、骨修复材料、人工关节、人工皮肤等医疗器械产品，加快临床应用推广，扩大我国植介入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发展规模。加强技术集成，支持新一代残障人员医用康复辅具的研制和生产。
3.大力发展新型体外诊断产品。围绕早期筛查、临床诊断、疗效评价、治疗预后、出生缺陷诊断等需求，开发高通量、高精度的检测仪器、试剂和体外诊断系统。加快发展分子诊断、生物芯片等新兴技术，加速免疫、生物标志物、个体化医疗、病原体等体外诊断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可现场快速检测的血液、生化、免疫、病原体等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的制备技术，促进规模化生产。建设体外诊断试剂研发和产业化平台，加强原料酶、诊断性抗体等试剂原料基地建设，构建量值溯源体系及其参考实验室网络，推动我国体外诊断产业的发展。
（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增强生物农业竞争力。
围绕粮食安全、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等重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优势，加强生物育种和农用生物制品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快开展新品种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完善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农用生物制品标准化高品质发展。推进海洋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综合利用。到2015年，生物农业年工业产值达到3000亿元，推广一批新技术与重大新产品，培育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生物农业企业。
1.提升生物育种核心竞争力。大力开发主要农林动植物的高产、优质、多抗、高效新品种，重点推动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和猪、禽、牛、羊、水产等动植物重大新品种的培育、扩繁与产业化。加快推进分子育种、细胞育种、航天生物工程、胚胎移植等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集成应用，加快培育推广超高产、多抗、优质专用、易储耐藏、营养强化等新品种。大力发展果蔬、花草和林木等生物育种高端产业群。发展良种繁育、加工与检测等先进规模化生产装备与技术。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生物种业品种研发、繁育与示范，规范种子生产、加工、销售与服务平台，建设市场主导的品种权转让交易公共平台，完善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生物种业技术体系。
专栏5 生物育种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建立国家生物育种产业支撑体系，创制和推广应用一批重大新品种，培育若干龙头企业。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构建重要农林生物基因信息库、生物育种技术共享平台和国家生物育种基地，面向粮食、林木、畜禽、水产主产区和优势区域，建设新品种选育、规模化繁育、种子加工、营销、推广与品种权交易平台，完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技术体系。
龙头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与优势科教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种业发展合作关系，培育掌握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
新品种产业化：突破一批分子育种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快水稻、玉米、小麦、速生林木、木本油料、猪、禽、牛、羊、水产等动植物重大突破性新品种的选育与产业化。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现代种子（仔）企业扶持政策，推动健全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与管理，进一步完善适用于生物农业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
2.加快农用生物制品产业化。加速开发生物菌种新资源，发展规模化发酵培养关键技术与装备，强化农用生物制品的市场准入监管，促进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和高品质发展。加快构建大规模疫苗悬浮培养生产线，促进新型基因工程疫苗产业化，推进动物基因工程疫苗与动物疫病诊断试剂的生产标准化。加快动植物生物反应器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基于饲用酶制剂、益生素、抗菌肽、植物提取物等的生物技术产品在生物饲料中的应用。推动高品质植物免疫诱抗剂、生物杀菌剂或杀虫剂、天敌生物等生物农药产品产业化。加快突破保水抗旱、荒漠化修复、磷钾活化、抗病促生、生物固氮、秸秆快速腐熟、残留除草剂降解及土壤调理等生物肥料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化水平。
专栏6 农用生物制品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建立国家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支撑体系，创制一批重大农用生物制品，培育若干龙头企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构建生物兽药、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等重要农用生物制品资源信息库、产品研发共享平台和产品孵化基地，完善国家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支撑体系。
龙头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与优势科教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掌握核心技术，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新产品研究与产业化：突破一批绿色农用生物制品生产关键技术、新工艺和装备，加快新型生物疫苗与兽药、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等重要农用生物制品的产业化。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现代农用生物制品企业扶持机制和产品生产应用补贴制度，健全适用于农用生物制品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3.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开发海洋特有的生物资源，建设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聚集区，推动海水养殖、综合加工产业和远洋渔业快速发展。积极应用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开展种苗繁育和种质创新，大幅提升海水养殖新品种开发能力，加大力度推广应用新产品。加快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开发应用，发展工业用酶、医用功能材料、生物分离材料、绿色农用生物制剂、创新药物等海洋新产品。建设海洋生物库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提高海洋水产综合加工技术及加工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水平，加强远洋生物资源探捕开发，提高远洋新品种的利用水平。
（四）提高产品经济性，推动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化发展。
面向促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构建生物制造产业技术体系，组织实施生物基产品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新型发酵产品的产业化与推广应用；组织实施生物工艺应用示范行动计划，大力推动绿色生物工艺在化工、轻纺、冶金及能源领域的应用示范，促进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化发展。到2015年，生物制造产业年产值达到7500亿元，生物基产品和生物工艺对石油化工原料及传统化学工艺的替代取得重大进展，发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1.推动生物基产品的规模化发展应用。加快推动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与新型发酵产品的规模化发展，提高生物基产品的经济竞争力。重点推进非粮生物醇、有机酸、生物烯烃等生物基化工原料的产业化，推动生物基产品及其衍生物在化工行业的应用。提升氨基酸、维生素等新型发酵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大力推进生物塑料、生化纤维等生物基材料的规模化发展与应用。加快构建典型生物基产品的产业链，推动集聚发展，初步形成生物基产品规模化发展能力。
专栏7 生物基产品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实现一批重要生物基产品的非粮原料生产，形成年产百万吨级生物基材料、千万吨级生物基产品的生产能力。
主要内容
非粮工业糖产业化示范：推进薯类、秸秆、工程玉米等生物质处理、酶解糖化等高品质规模化制备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建设非粮工业糖产业化示范线，形成非粮可发酵糖的规模化供应。生物基化学品产业化示范：推进微生物工程菌与热化学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建设化工醇、有机酸、生物烯烃及其衍生物等生物基化学品的规模化生产线，提高对石油化学品的经济竞争力。
生物基材料产业化示范：推进生物基材料生物聚合、化学聚合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建设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羟基烷酸（PHA）、生物基热熔胶、新型生物质纤维等生物塑料与生化纤维的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生物基材料。
政策配套：建立生物基产品的认证机制，研究制定生物基产品消费的市场鼓励政策，研究农业原料对工业领域的配给制度。
2.推进绿色生物工艺的应用示范。围绕传统工业过程的转型升级，加强生物催化剂、工业酶制剂新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培育发展高效的工业用微生物菌种，推动微生物制造产业升级。重点突破生化合成、生物印染、生物漂白、生物采矿等绿色生物工艺关键技术和装备，大力推动生物工艺在化工、医药、食品、纺织、冶金及能源等领域的应用示范，大力推进先进发酵工艺与装备的应用示范，大幅减少水资源、能源消耗和废水、废气排放，初步形成生物法绿色工艺体系，提高经济的绿色发展水平。
专栏8 生物工艺应用示范行动计划
目标
推动一批新型工业酶制剂上市，建设6-8个规模化生物工艺示范工程，能耗、物耗、水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
主要内容
酶制剂产业化示范：建设工业催化剂研发平台与现代化的工业酶生产基地，推动一批工业酶制剂与复合酶制剂新产品上市，提高酶制剂在化工、轻纺等领域的工程化应用能力。
生物工艺应用示范：推进生物工艺技术与装备的规模化应用，建设生化合成、生物印染、生物漂白、生物脱胶、生物制革、生物勘探与采矿等绿色生物工艺示范工程。
政策配套：制定鼓励发展绿色工艺的政策，研究实行工业生产生命周期评估机制和绿色工艺产品补贴机制。
（五）开辟多元途径，促进生物能源商业化发展。
围绕开拓清洁能源、缓解能源短缺、解决“三农”问题等战略需求，积极拓展非粮生物质原料来源和途径，加快先进生物液体燃料的研发与应用示范，积极推动生物质燃气和成型燃料的规模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力推进分布式能源并网标准和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生物能源定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生物能源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到2015年，生物能源年利用总量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可减排二氧化碳9500万吨，生物能源产业年产值达到1500亿元。
1.加大新一代生物液体燃料开发力度。充分利用盐碱荒地、荒坡地、宜林地等宜能荒地种植能源作物，建设以能源林、甜高粱茎杆、非粮淀粉类植物、农林（工业）废弃物以及新型能源作物为主的非粮原料多元化供应体系。突破纤维素乙醇原料预处理、低成本水解糖化关键技术瓶颈；加速生物质燃气合成燃油催化剂等的研发和产业化，建设纤维素燃料乙醇和生物合成燃油商业化示范工程，构建生物液体燃料产业链。加大油藻生物柴油和航空生物燃料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开展产业化示范。
专栏9 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化行动计划
目标
实施纤维素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商业化示范工程，与同类化石能源产品相比具有价格竞争力；实现生物液体燃料与化石燃料一体化调配、供应与流通。
主要内容
非粮原料供应体系建设：建成5-10个多种原料的种植加工基地，各类生物质原料供应能力达到500万吨以上。
生物燃气合成生物柴油示范：加快大型生物质气化技术、燃气净化和组份重整技术以及生物柴油制备用催化剂的研发，推进生物质燃气合成生物柴油成套装备产业化，建设生物燃气合成生物柴油示范工程。
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示范：推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纤维素乙醇生产原料预处理工艺和高效低成本纤维素降解酶系的研发，建设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示范工程。
政策配套：研究建立有利于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准入机制，促进生物能源与传统能源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完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的价格形成机制。
2.促进生物燃气和成型燃料的商业化应用。促进生物燃料供应的城乡一体化，重点在农林生物质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推广生物质燃气和成型燃料集中供应技术、沼气集中供应技术和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鼓励生物能源并入城市能源供应网络，提高生物能源产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市场化发展。重点加大对大型生物质集中供气成套装备、中高温高效沼气厌氧发酵成套装备、沼气净化、压缩、灌装成套设备、低电耗生物质燃料成型设备、生物质供热锅炉技术和民用炉具的研发和应用力度，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生物质燃气、沼气供应管网体系和生物质成型燃料供应体系。制定和完善生物质燃气、沼气、成型燃料产品质量标准、工程建设运行安全标准以及生物燃料应用污染物排放标准。
3.因地制宜加快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农林剩余物、沙生植物平茬物及灌木林、生活垃圾、蔗渣、畜禽粪便、有机污水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生物质发电技术，加快生物质发电关键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结合新能源集成应用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的实施，建设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生物质发电示范工程，加快制定适用于生物质发电的分布式发电并网标准，建立健全生物质发电原料收集体系、装备研发和产业化体系及生物质发电管理体系。
（六）加强工艺应用，发展壮大生物环保产业。
以水污染、大气污染、有机废弃物治理和受损生态系统的治理与修复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性能生物环保材料和生物制剂，加快高效生物监测、治理、修复及废物利用等成套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示范应用，扩大产业规模。组织实施环保用生物制剂发展行动计划，支持开展污水高效处理菌剂、生物膜、污泥减量化菌剂等生物制剂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推进污水生物处理高效反应器、废水深度处理和中水回用成套设备研发。加快有机废弃物腐熟剂、堆肥接种剂、微生物添加剂等专用功能菌剂和有机废物处理、复合肥生产配套装备的研制和产业化推广，推动发展有机肥类和生物复合肥。加快生态系统修复专用植物材料、制剂和装备的研发与规模化应用。2013-2015年，生物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生物环保产业年产值达到1500亿元。
专栏10 环保用生物制剂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推动一批环保用生物新产品的开发应用，培育一批龙头企业。
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建立生物环保产品质量认证体系、生物环保制剂评估验证平台、新产品开发的共享技术平台。
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开发用于矿山土壤、重金属和石油污染土壤和水体修复等的特种酶制剂和微生物菌剂产品，开发用于有毒有害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污泥减量化处理和土壤改良等高效菌剂，大力推广应用新产品。
龙头企业培育：积极引导生物环保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与兼并，培育集生物制剂新产品开发、生产和应用于一体的大型企业。
政策配套：落实完善支持生物环保企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强化生物环保产品的质量管理与审批制度。
（七）着眼市场需求，培育生物服务新业态。
适应现代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新要求，集成生物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的理念，发展合同研发、委托制造、公共技术服务、中介服务和延伸服务，积极培育生物服务新业态。重点支持合同研发和委托制造服务产业的发展，推动拥有优势专有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向国内外研发机构和企业提供单项或整合化服务。积极提高公共技术专业化服务能力，加快高端实验仪器、生物试剂和实验动物的集约化发展，组织实施生物信息服务行动计划，培育基因测序、分析测试和生物信息等专业服务企业。努力培育生物产业延伸服务，发展健康管理、转化医学、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临床检验社会化、个体化医疗等新业态。加强生物产业专业中介服务，积极扶持生物产业政策咨询、技术转移、金融投资、流通交易、法律服务等业务发展，鼓励公共研发平台、孵化器、临床基地的企业化发展。鼓励企业承接国内外生物产业服务外包，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不断提高产业层次。到2015年，生物服务产业年产值达到1500亿元，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物服务大型企业。
专栏11 生物信息服务行动计划
目标
建设国家生物资源与生物信息技术网络化服务体系，形成面向生物产业的信息服务能力。
主要内容
关键技术开发：构建大规模和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技术和装备、海量生物信息处理与分析技术。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大规模的生物资源库和生物信息中心核心平台，建设网络化的国家生物资源和生物信息服务设施，加强对基因信息的深度发掘，带动新型测序仪的发展。对个体化诊疗、生物资源发掘、动植物分子育种、工业微生物的菌种改造等研发提供生物信息技术服务。
生物产业高端中介服务企业培育：以形成新技术与新产品研究、开发和示范推广协调发展机制，促进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为目标，在相关领域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市场服务能力的新型企业，推动形成新业态。
政策配套：研究改进生物资源开发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将生物服务企业纳入高技术企业范畴。研究完善服务类企业的国家认证制度，加速国际互认谈判。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准入政策，促进创新创业。
建立健全生物产业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高效审查机制和监督机制，依法完善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的审批制度，进一步完善转基因农产品行业准入管理、生物安全管理和上市审批制度，加速高品质新产品的市场应用。全面推行高品质产品行业标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健全合同研究和委托制造的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强化技术孵化、产品检验、技术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大幅降低初创企业的外部投资成本。
（二）加强需求激励，强化市场拉动。
建立生物技术新产品需求侧激励机制。打破区域垄断，扶持生物产业创新企业开拓市场。全面实施以优质优价、同质同价、竞争择价为原则的生物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支撑高技术服务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规范药品采购行为，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支持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安全性高、价格合理的创新药物优先进入医疗保险目录。完善生物良种补贴政策。稳步推进非粮燃料乙醇应用试点，有序开展生物柴油产业化示范，在完成航空生物燃料验证飞行等基础上，适时启动航空生物燃料商业化应用。加大力度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促进新兴绿色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
（三）完善创新激励，促进持续发展。
研究完善引导生物企业加大长期研发投入的财税激励机制。通过国家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推动设立一批从事不同阶段投资的专业型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对生物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引导担保机构积极提供融资增信服务。鼓励相关企业、人才、资金等向生物产业基地集聚。完善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评价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国有企业加大生物产业技术创新力度。完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研究建立生物产业领域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
（四）重视人才培养，强化团队建设。
落实《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加大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力度。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重点培养生物产业高端创新型人才、产业链关键环节专业人才、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人才、国际化发展人才、管理人才及团队。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建立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建立人才及人才团队在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流动的畅通渠道。完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引导人才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合理分布。加大对生物技术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引进力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促进生物产业国际化发展。
（五）加强资源管理，保护生物安全。
加强生物资源保护，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化生物安全监管，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安全评价、检测监测、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体系。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强化生物产业风险预警和应急反应机制。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健全实验室生物安全体系。加强生物研究的伦理审查与监管，建立健全医学、农业等领域生命科学研究伦理审查监督制度。完善生物安全溯源机制。
（六）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规划落实。
建立健全推动生物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加强宣传，统一思想，加强协调配合，调动社会和企业资源，形成合力促进生物产业快速发展。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生物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重大任务的部门分工方案，加强规划与国家相关科技专项等的衔接，强化规划对年度计划执行和重大项目安排的统筹指导。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组织实施生物产业发展各项行动计划，加快研究出台有关政策措施，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建立中央与地方信息沟通平台，形成高效协同机制。各地区要根据当地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现状，科学确定生物产业发展定位，出台政策措施，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分工和区域协作配套。
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及时开展后评估，针对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提出解决办法，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