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关于颁发《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的通知(已废止)
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颁发《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的通知
1992年11月26日，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经商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同意，我们制定了《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此项工作首先在一些地区试点（试点工作的通知另发），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展开。执行中的情况和意见，望告劳动部劳动力管理和就业司。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颁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疏通合法的境外就业渠道，加强境外就业服务与管理，防止非法移民，保护境外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经劳动部批准的从事境外就业服务工作的职业介绍机构（以下简称境外就业服务机构）。
第三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工作，必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并以服务为宗旨。
第二章 资格认定
第四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按照劳动部《职业介绍暂行规定》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
（二）拥有常年固定的服务场所，配有专职从事境外就业服务的工作人员，具有健全、严格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人员守则；
（三）所在地区境外就业渠道稳定，拥有一定数量的到境外就业的服务对象；
（四）所在地区公安机关有护照颁发权。
第五条 开展境外就业服务，实行许可证制度。
第六条 凡申请境外就业服务许可证的境外就业服务机构，须由其主管的劳动部门在征得同级公安机关同意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提交申请报告，并附下列文件资料：
（一）开展境外就业服务的可行性报告；
（二）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主要设施设备、工作制度等资料。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依本规定第四条的所述条件，对申请机构的资格、申请报告及所附资料进行调查审核，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在同级公安机关同意后，将申请报告及所附资料、审查意见报劳动部审批。
第八条 劳动部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颁发境外就业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九条 许可证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
第十条 许可证可以续延，每次续延的有效期为两年。
需续延许可证有效期的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应在许可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按许可证申请程序报劳动部审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注销或吊销许可证：
（一）许可证有效期满，境外就业服务机构不再申请续延的，予以注销；
（二）许可证有效期内，境外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终止境外就业服务业务申请的，经批准予以注销；
（三）根据本规定第二十一条，予以吊销。
认可证注销或吊销后，遗留问题由其主管的劳动部门协助处理。
第十二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同意后，报劳动部审批。
第三章 服务职能
第十三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可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中国公民提供境外就业信息、咨询。
（二）接受境外雇主的委托，为其推荐、招聘所需人员。
（三）核查境外雇主（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或个人）的营业执照、资信证明、境外雇主所在国家或地区移民部门（劳工部门或其他主管机关）批准的招聘外籍人员的许可证明，及聘用合同文本等有关资料。
上述文件若为复印件，需经当地主管部门公证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经当地主管部门认证和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者由当事人持原件直接向我驻外使领馆申办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公证。
境外雇主和应聘人签署的聘用合同需办理其所在国有关公证机关证明各自签字属实的公证。公证书一式两份，境外雇主及应聘人各持一份。
（四）协助、指导境外就业人员同境外雇主签订聘用合同，并提供合同样本。
合同内容不得违反双方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应对受聘者的工作地点、职业工种、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工资、加班报酬、保险（工伤、医疗、人身意外伤害等）、劳动保护、食宿条件以及劳动争议处理、违反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合同的有效期、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条件等作出明确规定。
（五）为境外就业人员提供条件，协助其在出境前接受必要的技能、语言培训，介绍所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情况。
（六）协助境外就业人员办理出境所需的护照、签证、公证材料、专业或技能测试、体检、防疫注射等各种手续和证件。
（七）接受境外就业人员委托，为其代办在国内的养老保险。
（八）为境外就业人员代存人事档案。
（九）境外雇主不履行聘用合同、损害我境外就业人员权益时，协助境外就业人员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维护自身利益。
（十）境外就业人员因合同期满或其他原因终止境外就业时，为其尽早回国提供服务。
（十一）按照国家的就业方针、政策，为回国的境外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服务，帮助其再就业。
第十四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同境外雇主招聘委托协议，向境外雇主收取代理费。
第十五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办理各种手续和证件所需费用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向境外就业人员收取服务费。
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制定，并报劳动部备案。
第十六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可建立履约保证基金。履约保证基金由境外就业人员出境前缴纳，用于解决境外就业人员因自身原因出现问题所需的费用及支付回国机票。
一俟境外就业人员回国（聘用合同期内及合同期满后半年内），扣除为其支付的费用后，应立即将履约保证金本金剩余部分退还本人。
境外就业人员在合同期内死亡或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在境外永久居留权时，扣除为其支付的费用后，应将履约保证金本金剩余部分退还其家属或本人。
履约保证基金禁止挪用。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可通过与境外就业人员原单位或有资格并愿意为境外就业人员提供担保的单位签订履约保证协议，替代履约保证金。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应每年通过其主管的劳动部门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提交下列报告：
（一）开展境外就业服务活动的总结报告；
（二）有关境外就业服务工作的统计报表。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应对本地区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予以指导，并监督检查，每年向劳动部提交检查报告和统计报表。
第十九条 劳动部负责对全国境外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任何个人或单位发现境外就业服务机构有违反本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均有权直接或通过地方劳动部门向劳动部举报，地方劳动部门和劳动部应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一条 境外就业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视情节和后果轻重，作出不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劳动部吊销其许可证。
（一）从事批准业务范围以外的活动；
（二）未按本规定履行职责，使境外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导致重大损失；
（三）违反本规定和有关规定，向境外就业人员或其家属收取费用，勒索财物；
（四）挪用履约保证金。
在业务活动中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应法律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劳动部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按本规定履行所在区域内境外就业服务机构的审批职责。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劳动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用法治眼光打量，今年颇不寻常:宪法施行30周年，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5周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有“小宪法”之称的新刑诉法……中国稳中求进期待法治给力: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执法、社会成员依法行为。
法治给力，意味着法治首先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法治的本质是民主，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逻辑原点是“私权自治，公权受限”。法治的这些基因，决定了其作为社会管理制度首选的必然性。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当然，作为“理由之治”，法治还应当成为公民的生活规则与生活样态。“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只有当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保持敬畏与依赖，法治的血液才能真正流进公民的血脉;只有当依法行事成为一种自觉，法治才能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叠加而成的生活方式。
在法治的坐标系中，立法与司法的纵轴与横轴到底多长为宜?即便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理性地看到，真正的法治，并非自信法律万能，用法律来摆平一切。法治必须确立边界，因为法律可以定分止争，却难以胜败皆服;法律可以钝化矛盾，却难以浓化感情;法律可以保障人权，却难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指数。放眼寰宇，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是基本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唯一;是一种规则控制，而不是具体的游戏规则;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方法。不仅在理论上，社会治理并不必然需要法律的全部参与，而且在实践中，也是社会管理方式的日益创新和“东方经验”的传统魅力，不断使公众的生活安宁、和谐而温情。
为法治划定边界，就是要张扬它谦抑的禀赋: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调整社会关系。
从立法谦抑看，并非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诉诸法律主张立法，特别是不能把纯道德性问题(比如“常回家看看”)诉诸立法。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应当始终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能僭越自己的领地，试图规范人的内心灵魂。作为社会通行的公理、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最大公约数”，立法“应当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同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如此，“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从执法谦抑看，必须保持司法的克制与隐忍，讲究执法方法，调动非强制性的社会元素，积极化解矛盾冲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治社会，依法判断是非曲直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清醒看到，“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反而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借助“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熏陶，巧妙依托各种调解组织的矛盾减压阀作用，通过有效的道德教化，“和”掉怨气，“抹”去仇恨，春风化雨，恰恰能更好地守护社会安宁，和谐社会关系。
法到深处无善治。保持立法和执法谦抑，既是理性需要，也是无奈选择。因为“面面俱到”不过是一种法治幻觉。基于认识有限性、现实复杂性和成本可控性，容忍一些恶(比如安乐死或见死不救)，甚至对有些恶放弃干预，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法治选择。何况，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法律的价值选择也必须不断变化。比如，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修改后的刑诉法张扬后者就是体恤人伦尊重传统。同理，谁又能保证类似“存留养亲”等“矜老恤幼”的传统制度，不会写进法律呢?不让警察进校园询问12岁孩子的“最牛校长”，之所以受到网民追捧，就是因为公众不愿意看到简单执法撕裂人类亲情。“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人类共同情感保持尊重，对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保持尊重，仅仅将道德的底线约束上升为法律意志，就可以为人类的心灵皈依、道德自救、精神安顿预留一块“空地”。或许，这才把握了法治的真谛: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重视道德教化，并不是要越俎代庖。法治社会，法律与道德不是并列平行的关系: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发生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不一致时，法律评判是第一位的，只不过在处理上“私权自治”罢了。因此，真正的人间善治，应当是尊崇法律但保持法律的谦抑秉性，厉行法治但尊重人伦传统，在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的法治文化牵引下，养成法治自觉，培育法治人格，建设法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