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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光荣，谁的耻辱？

杨涛


新华社９月１４日报道，日前，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８４个先进集体、１１２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毛骑军，因法律援助辩护使“死刑犯”无罪释放，并在海南省法律援助中表现突出而获得“全国先进个人”称号。
这一消息让我们对毛骑军律师肃然起敬，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到，建立为家境贫困的及可能判处死刑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的制度，的确很有必要，也任重道远。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毛骑军律师将“死刑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他的作为一名律师的无尚光荣，那么，当初将他从清白之身往死亡线推，又谁是的耻辱呢？
且让我们来看看毛律师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些情况。２００１年，毛骑军受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的刘荣彬的二审辩护律师。毛骑军发现刘荣彬一案存在着许多疑点：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的作案工具是“一段钢筋”和“菜刀”，但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不能明确上述作案工具的来源及去向；二是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用作案工具撬开铁门后进入被害人的卧室，但一审判决所采信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事实；另外，一审判决认定刘荣彬用钢筋猛击邱某的头部致其死亡，也缺乏充分的证据。此外，一审判决在所采信的证据中，还存在其它诸多疑问，如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前后不一致，现场勘查笔录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与本案有关的重要证人黄某的证言却没有收集。 在毛律师的努力下，刘荣彬终于得以无罪释放。
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实事求是，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负有严格审查和把关的“客观性义务”，起诉被告人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要求；法院作为的审判机关，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站在中立者的角度，兼听各方意见，特别在关乎人命的案件上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对于证据不足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死刑案件，居然逃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三重把关，使得刘荣彬“顺利地”得以判处死刑，使其遭受近三年的牢狱之苦，我们不禁要问：在毛律师获得荣誉之时，有关司法机关是不是在自己的历史记录上抹了一道黑，该不该对有关办案人员问责呢？
从这一事件中，笔者认为，我们至少能得到这么几点启示：
首先是全社会应当高度重视法律援助，都来关心法律援助，让贫者、弱者都能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去年全国各地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加起来是1.52亿元人民币，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才一毛多钱。比起一些法援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差距。英国6000万人口有17亿英镑的法律援助经费，我国的香港600万人口有9.5亿港币，美国光民事方面就有3.5亿美元，刑事方面则高达30亿—40亿美元。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社会各界应当积极伸手捐助，而律师们也应当认识到进行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律师对社会的责任，在这片天空里也是能大有作为。
其二、要用“问责制”等形式来保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执法、司法人员牢记自己负有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打击犯罪也要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客观性义务”。同时，要更加重视法院的中立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法院是中立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之间的第三者，“公、检、法互相配合”的原则应当是从宏观意义上讲，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互相配合”应当让位于中立审查，不能迁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意见和败诉后可能面临的处境。
最后，对于死刑案件的审理要坚持审慎、谦抑，死刑案件的复核权应当适时上收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全国已经出现多起被判死刑、死缓的被告人改判无罪的案件，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一些地方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审理不够审慎，对于有疑点的案件没有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鉴于省级法院的死刑案件二审与复核程序合二为一的现象，不能起到对死刑案件充分把关的作用，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将下放的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上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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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王泗友

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以下简称三项案件），是公安司法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一种职务性违法犯罪行为。"三项案件"的存在，不仅严重败坏公安机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设业已取得的成果，诋毁了广大公安民警用鲜血乃至生命赢得的荣誉，而且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影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机关深刻认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和加强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对民警真正关心爱护出发，把"三项案件"的治理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巩固"三项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特 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 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
（五）有的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规章制度不落实。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还是治警不严、管理不严。如果我们每个警种、每个部门、每个基层科所队都能做到严格管理，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都与治警不严、管理不严、纪律松驰有直接联系。

三、对 策

公安部治理"三项案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和违法惩处的规定制度，初步形成防范、监督和惩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制度体系，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上迈出一大步；要通过治理整顿，使三类案件明显减少，力争不再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把滥用枪支致人死亡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制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对发生的三类案件，给予严肃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手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齐心协力抓好治理工作。"三项治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要充分认识到"三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克服满足现状和急功近利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重视预防工作，严要严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对民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制度，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县局与基层科所队，建立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明确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三类案件"的治理，重点应摆在派出所、刑警队、看守所等基层执法单位。要从基层执法办案抓起。要在加大对刑讯逼供问题治理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治理力度。要着重解决在办案中动手动脚，枪支管理混乱，违反规定采取拘传留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措施、超时留置和超期关押等问题，对滥用枪支问题的治理，重点抓好使用和管理的两个环节。把"三项治理"工作同创建人民满意活动结合起来，对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严重、被群众不满意的基层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
（三）把"三项治理"同公安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大多发生在基层派出所和科所队。因此，在加强派出所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特别是要管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健全基层党组织，强化经常性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同公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那些有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民警，不能聘任、聘用到执法、办案岗位；对那些"三项治理"抓得不好，队伍中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基层单位领导，要坚决予以调整。还要同民警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退制度结合起来，把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纳入记分考核范围，严格进行考核。
三是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联防队、治安队等进行清理整顿，坚决防止非执法人员参与执法办案活动。
（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将"三项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公安纪检、督察部门不仅要在当前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开展集中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建立长效机制，把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和执法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范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执法办案、枪支管理使用和严格强制措施应用的各个环节上完善执法程序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堵塞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漏洞。建立健全执法查询和对犯罪嫌疑人跟踪访查的制度，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对收押人员体表检查制度和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制度，受理、立案、传唤、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活动的审批、登记和检查等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化、经常化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和警务督察部门应经常深入到执法办案单位中去，形成对执法办案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有权威、有力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努力形成畅通的外部渠道。要结合警务公开工作，把办案纪律、办案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手续、期限等规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同检察机关、县纪委监察部门的交流沟通和协作配合，主动接受监督。
四是同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结合起来，大力推广一些先进地区对刑事、治安案件受理、立案、销案、结案、采取强制措施用计算机连网管理的办法，有条件的还可以对审讯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音录像的监控，加大科技含量，尽可能提高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能。